从明初的《孟子节文》看孟子思想(一)(1)(2)
2016-06-14 01:01
导读：二 “乃谓能行仁政，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 坚甲利兵，则益迂且远矣”这是《孟子节文》直接指斥孟子的第一条，而且似乎是有点道理的一条，似乎与巩固
二 “乃谓能行仁政，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则益迂且远矣”这是《孟子节文》直接指斥孟子的第一条，而且似乎是有点道理的一条，似乎与巩固绝对君权无关的一条。《梁惠王上》第五章：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壹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辱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梁惠王向孟子求教之时，魏国夹在齐、秦、楚三大国之间，要举兵与齐、秦、楚为敌，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之内，都是不可能的，要是盲目的与大国为敌，就只能遭受重大失败。孟子要梁惠王冷静下来，实行仁政，“省刑罚，薄税敛”，发展生产，团结内部，待敌方生产衰败，百姓冻饿之时，再出兵征之，他的结论是“仁者无敌”。其中说到“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梃”，木棍，“制”，焦循说：“制”是“掣”的假借字，“掣”有“拔”义、选取义，意思是拣选合适的木棍可以抗击秦楚坚甲利兵。这是夸张的修辞，其实质是非武器决胜论。以木棍抗击秦楚的坚甲利兵，岂不是“益迂且远矣”！“迂”，迂腐，不切事理。“益迂”即更加迂腐，是说孟子讲仁政讲得更加迂腐的了。“且远”，指的是魏国正处在挫败之机，发展生产，团结内部，哪能解燃眉之急。所谓貌似有理者，指此。然而就事理论之，《孟子节文》之言却是鲁莽的极其无理之言。魏国曾施行惠施的联齐抗秦的合纵政策，已取得成效，外交上主动，对内取得了发展生产，休养生息的机会。而魏惠王后元十三年借口联齐抗秦无效而逐惠施，用张仪为相，并异想天开地要用兵复仇。实是战略之大误。魏国只能采取逐张仪，恢复联齐抗秦的合纵政策，对内发展生产、与民生息，恢复和发展国力，然后再考虑有利时机，采取军事上的进攻方针，争取军事上的胜利。孟子不是军事学家，不是外交家，如果不求全责备，孟子的献计，确实合乎当时魏国处境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参阅古棣、周英《惠施思想及先秦名学》第七篇《惠施传略》，海洋出版社1990年版）。朱元璋为什么智不及此，而抓住“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而认为孟子“益迂且远”呢？当时朱元璋是一个相当高明的政略家、军事战略家，看他所论关于北伐的战略（见《明史·太祖本纪一》），即可见一斑。他所以把孟子的仁政论当作“迂腐”之谈，原因不外以下三条：（一）没有研究（包括刘三吾及其他儒臣）当时魏国所处的内外形势。（二）未能正确对待自己的经验：朱元璋举行起义，举行反元农民战争，以及削平南方割据势力，进军北方，统一全国，是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人民的要求的，也就是战争的正义性和得民心的作用；相反，他着重的甚至看到的只是坚甲利兵、战场指挥、战略决策的重大作用，而忘记其他。以这种观点来看孟子对梁惠王的献策，当然就是“益迂且远”了。（三）是对孟子教训梁惠王，本能的反感——一个平头百姓，一个儒生，竟然侃侃而谈，教训梁惠王，把权威、尊颜看得极重的朱元璋产生这种反感，是很自然的，毫不奇怪的。几乎把孟子教训梁惠王、梁襄王，教训齐宣王各章统统删除，就是一个证明。三 在“所答非所问”的背后《孟子节文》言：梁惠王“一见孟子，即问何以利便其国（非财利之利也）。孟子恐利源一开，非但有害仁义，且将有弑夺之祸。仁义，正论也，所答非所问矣。”这是指《梁惠王上》第一章。是不是“所答非所问”呢？这倒是需要讨论的，虽然这不是这一节里所要讨论的本质问题。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我们把上述引文当作一个句群，从整体性原则来考虑：梁惠王说的“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所答的“王何必曰利”的两个“利”字是什么意思？显然孟子所说的“王何必曰利”之“利”，是王室的私利，而不是包括国君、大夫、人民利益的国家整体利益。正因为孟子所说“王何必曰利”之“利”是指的王室私利，所以接着是一连串的逻辑推理：“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那样发展下去还有什么王室的私利！确是从春秋以来“万取千焉，千取百焉”，大夫弑君，各个家族大灭小、强灭弱，“不为不多矣”。孟子正是要说服梁惠王不要斤斤王室私利，要以人民（主要是小地主）为重，使国家兴旺发达，从而能够统一天下，而王室之私利，自在其中矣。孟子作为一个代表当时小地主阶层（也符合小私有者利益）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家，正是希望有这样一位眼光远大的君主，能够重用他，实行他的政治主张，以统一天下（孟子已不把统一天下寄望于周天子，孟子已看清此种可能已不再存在，所以孟子说“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那么很显然，孟子仁义之道绝不是与任何利益互相排斥的。国君不斤斤于王室私利，大夫不斤斤于家族的私利，而实行仁政，国家富强，自然是人民的利益（孟子一再说的“制民恒产”就是小地主和小农的利益），国君的王室私利、大夫的家族私利也在其中了。孟子反对国君与民争利，大夫争权夺利。如果是一个有为的国君，绝不会认为孟子“所答非所问”——梁惠王所问“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之“利”，可能是梁惠王思想里并不清晰的一个未经分析的概念，但他可以听明白孟子所说的治国的仁义之道，正是为了实现以人民为主体的全国的整体利益，劝导国君不要只注意王室利益、大夫不要只注意家族利益，以致“上下交征利”，导致国家危亡的地步。孟子提倡的仁义并不是与任何利益对立起来的空无一物的悬空概念。所以不能认为孟子“所答非所问”。就是朱元璋乃至刘三吾，也不会像一些思辨哲学家那样，把孟子所说的仁义与利益绝对对立起来，只讲“仁义”，不讲“利益”，不计“利害”。这一章正是用国家大计的“利害”教导梁惠王的。刘三吾写道：梁惠王“一见孟子，即问何以便利其国（非财利之利也）”，据此他认为孟子“所答非所问”。其实所谓“问何以便利其国”，如这“便利其国”是指的大局、指的国家整体利益，那就不会说孟子“所答非所问”了，而是“所答”正是“所问”。“症结”在于“所答非所问”的背后。“叟！不远千里而来”，梁惠王对孟子是很尊重的。一开口，便是“叟！不远千里而来”（梁惠王与孟子的年龄不相上下，还可能略长于孟子）。“叟”是对老年男子的尊称，相当于今语的老先生，赵岐注：“叟，长老之称也，犹父也。”只是“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之利，没有说明白，孟子就劈头盖脑而来，“王何必曰利”，先是一句顶头相撞，然后侃侃而谈，把梁惠王教训了一顿。在战国，这是司空见惯的。当时各国以尊贤下士相号召，招纳人才，重用本国或异邦（已不分畛域）之人，富国强兵，以求由自己统一天下（大国），或在列国斗争中能够存在和发展（小国）。所以对游说之士，十分尊敬，就是不能采纳他的政见，也要好好款待，临行赠送巨额路费（动辄几十两乃至上百两黄金），以免坏了尊贤下士的名声。像孟子这样与王对话的，在春秋时期没有，在封建大帝国建成之后即秦汉以来也没有（除非后来取得天下者尚处在草莽英雄的时期）。朱元璋已经统一天下，要求当年为打天下出过大力的武将文官必须对他毕恭毕敬，他本人是担水烧火的和尚出身，对这一点也就更加在意，既讲究、又细心观察臣下是否对他尊敬。这样，朱元璋读《孟子》，对孟子教训梁惠王、梁襄王，教训齐宣王各章本能的反感，是理所当然的，他怕的是群臣效法。这是开国皇帝的心理，尤其是朱元璋这个皇帝的心理。《孟子》成了经书，它的这一特点就更引起开国皇帝的注意了。这就是“所答非所问”背后的底牌——必是朱元璋先有表示，而后有刘三吾的“所答非所问”的掩饰之词，及有关章节的删除。《梁惠王》上下篇共二十三章，删得只剩下六章，把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删去了四章，只剩下一章；孟子与梁襄王的对话一章，删；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十一章，删去九章，只剩下两章——孟子公然教训王，恐怕是非删不可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固然与朱元璋的特殊心理有关，但它确实也是与绝对君权主义不能相容的东西，它只能在战国新兴地主阶级革命尚在进行时期的特殊情况下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