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与佛教关系探微(1)(2)
2016-08-13 01:03
导读：其二，是远大理想和困厄现实的矛盾。李商隐才名早著，初志人曹，“实怀殷浩当世之心机”。为能有所作为，他四处干谒，冻饿十载，后为令狐楚赏识而
其二，是远大理想和困厄现实的矛盾。李商隐才名早著，初志人曹，“实怀殷浩当世之心机”。为能有所作为，他四处干谒，冻饿十载，后为令狐楚赏识而得一第，又无意间陷入党争漩涡，以致大半生沉沦幕府，漂泊天涯，“官不挂朝籍而死”，这与其初志相较实是天悬地隔。
其三，孤傲个性与无奈处境的矛盾。李商隐虽出身低微，但自以为“我系本王孙”(《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才高性傲。对黑暗现实不满，义山就生出“欲狂走远飏”的狂想；活狱触怒上司，他便有“谁将五斗米，拟换北窗风”(《自况》)的傲岸行径。可李商隐不得不在浊淖中求生存，他“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兄妹9人的贫寒之家，身为长子、仅任九品微职的义山却是“五服之内，一身有官”。因此，他不停地请谒、上书，令狐绚、彭城公、刘舍人、李相公等等，在每一个可利用的机会，殷殷剖白着自己的一片用世热心。为了生活，为了前程，义山不得不谨小慎微、忍气吞声地在名利场中苦苦挣扎，这给他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痛苦。
其四，是家庭和感情的不幸经历。李商隐生性浪漫多情，他深爱过脱俗的女冠，苦恋过美艳的使府姬妾，他渴望着“心有灵犀”的情感交流。然而所有的情爱均是无果的花，她们或者成为“同时不同类”(《柳枝五首》其一)的他人之宠，或者已流落他乡，甚至已埋骨垅头，这些阴影一直笼罩着他敏感脆弱的心。上苍也曾赐予他一角的瑰丽与温馨，义山与妻子王氏情爱弥笃。身处桂管异乡，他思念妻子：“此楼堪北望，倾命倚危栏”(《北楼》)；归家途中，他想到将为人父，兴奋不已：“新春定有将雏乐，阿阁华池两处楱”(《凤》)!可是好景不长，王氏竟也撒手人寰，弃39岁的义山西去。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审视李商隐的一生，入朝无路、仕宦无门、谋生艰难、归隐不能、情爱不果等，是其向佛的诱因；而妻子的溘然长逝，最后一根精神支柱坍塌后，李商隐真正绝望了。苦闷迷惘中的义山，恰如鲁迅所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在佛教中找到了答案。不是物质因素，而是自我的理想抱负、个性情感与外界的冲突对其精神造成的逼仄紧迫感，使李商隐一步步转向了佛教。义山佞佛，与其说是为信仰，毋宁说是将其作为一种心灵、精神
哲学，在“烦恼”中得一份“菩提”，以摆脱精神痛苦，在失衡的人生境遇中重获心灵的平衡、安适与超越。
二、李商隐的佛学观念
(一)李商隐的佛学宗派
李商隐修佛总体看应属于天台宗。天台宗形成于隋代，是中国最早创立的佛教宗派，由智额开创。因其以《妙法莲华经》为教义根据，又称法华宗。李商隐对《妙法莲华经》一直极为推重，认为它是“诸经中王，最尊最胜”，其教义验之以事，合契若神，自己愿舍身求法：“换骨惟望於一丸，剜身止求于半偈。……藻辉于至真，而又以七喻之微，较五常之要，吻然合契，永矣同途。”旧李商隐以天台宗师知玄为师，其《别智玄法师》诗道：“云鬓无端怨别离，十年移易住山期。东西南北皆垂泪，却是杨朱真本师。”道源注：“智玄当作知玄”。清屈复《玉溪生诗意》笺谓：“人生未有不恋室家者，今云鬓别离之怨，不得已也。僧教以传法者为本师，十年住山，原欲知公传法，乃移易而去，歧路之悲，反以杨朱为真本师矣，其不得已之情为何如哉?”可见义山是以知玄为传法本师的。《宋高僧传》亦载：“有李商隐者，一代文宗，时无伦辈，尝从事河东梓潼幕，久慕玄大师”，而凤翔府知玄写真旁，“李义山执拂侍立焉”，可见天台宗已把李商隐看作派中弟子。
中晚唐禅风大炽，禅宗作为完全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对士大夫的思想生活影响最大。李商隐交往的僧徒如澈师、臻师、惠祥上人、融禅师等，都是禅宗大师，他从禅宗也汲取了大量营养，特别是其“修心”之说。不过，李商隐修佛是为寻求精神的寄托，并不为精研佛理、出世成佛。他以自己的人生经验体证了佛理，并借助于天台宗以及禅宗等佛学思想来求得解脱。揆诸义山的六百余首诗，与佛教有直接关系的有二十首，引用佛经、佛典以及意境受佛学影响的诗也有相当一部分，但李商隐对佛教教义的体悟，更多的是人生体验层面的契合，是精神感受层面的交融，而不仅仅是诗文字面、名相义理的契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