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文学无罪(1)
2016-08-10 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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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些人对纯文学的议论多了起来，似乎影响当代文学发展的
最近一些人对纯文学的议论多了起来，似乎影响当代文学发展的障碍在于纯文学，没有了纯文学，文学的危机和失落就可挽回，当年被千宠万爱的纯文学一夜之间突然成了千古罪人似的。这以李陀的《漫说“纯文学”》(原文载《上海文学》第三期)一文为代表。有趣的是李陀当年是极力鼓吹纯文学的，而今却弃之如旧家具，个中意味颇可玩味。我以为纯文学的现实意义不可抹杀，更不是妨碍文学走向辉煌的路障。 一、纯文学的“纯”是一种指向，不是定量 近期对纯文学的议论，主要集中在对纯文学这个概念的质疑，因而在言谈纯文学时，往往加上引号，就像言谈“文革”时要加上引号一般。“文革”加上引号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是特指，“纯文学”被加上引号是因为言谈觉得纯文学本身不可信，引号本身意味着否定和怀疑。否定者和怀疑者的依据便是对“纯”的诘问：哪有什么真正的纯的文学? 是的，质疑者的诘问可谓理直气壮，但这种诘问显然是科学主义的、技术主义的，因为文学本身的定义就从来是模糊的、多向的，每一种定义都会达到批判和解构，苛求纯文学定义的完满和准确，显然是不公平的。纯文学的“纯”，只是一种创作指向和艺术追求，并不是一种可以量化可以检测的数据，它是文学创作中的一种理想和境界，有人可能视为最高理想和最高境界，有人则可能不屑一顾，而且，纯文学的概念近20年来也没有进入官方的任何文件和任何学校的教科书，它只在民间和一些论者的言谈中流行，这正说明这一概念本身的活力和张力，因为进入文件和教科书的往往都是死去的文学现象。 纯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并不只是80年代才形成的文学属性，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重提纯文学，是因为文学在此之前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被意识形态化和
政治化了，文学丧失了本体，成为政治和政治家的附庸。回归文学自身并不是什么重大的发明创造，而是恢复被扭曲了的文学的本来面貌。不用说中国文学史上那些优美的篇章不少是纯文学的杰作，现代文学史上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为人生”、“为艺术”的争论，亦是对纯文学的两种不同态度。可见纯文学并不是天外来物，而是一种传统，一种审美要求。 80年代纯文学的诉求是与当时人的主体诉求联系在一起的，以文学的主体性来呼应人的主体性，以文学的个性来召唤人的个性，用人性化的文学性和文学化的人性对抗十年浩劫中的兽性和神性。事实上，这种武器在今天并没有丧失其效应，面对物欲横流的冲击，面对欲望滋生出来的兽性和丧失信仰之后的造神运动，人性化的主体价值观依然没有生锈。纯文学正是伴随人的觉醒、人性的张扬、人格的尊严这样一些启蒙性话语诞生的，它在市场经济的文化语境中依然能够顽强地生存，正说明它与文学的某些本质性内涵相联系，讥笑这种顽强，恰恰是反文学的一种冲动。 二、纯文学并非没有读者 纯文学受质疑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纯文学没有读者，用质疑者的话说“不好看”，“大众消费时代已经来临，文化正在成为一种消费形式，严肃文学的写作面对这些就不能不正视消费文化的挑战，不能不重视由‘大众’构成的新的文学环境，不能不重新考虑自己和读者的关系”。李陀在《上海文学》的这番话应该说是有道理，但他却认定纯文学没有读者显然是不符合事实。他在文中称赞有加的汪曾祺的作品，恰恰正是新时期20年来纯文学的代表，而且是那种很纯的纯文学经典，汪曾祺的作品并非没有读者，而且拥有很大的文化市场，十几家出版社出版汪曾祺的多种著作都有一定数量的发行量，且出版社都有盈利，即便受到李陀先生置疑的以个人化写作而著称的陈染、林白的作品也拥有广阔的读者市场，有的甚至进入畅销书的行列。 李陀在文中谈到90年代的一些重要作品，像陈忠实的《白鹿原》，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李锐的《无风之树》、阎连科的《日光流年》等说“不被看好”，“影响不大”，也是与事实不吻合，这些作品无疑是纯文学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拥有广大的读者，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白鹿原》发行了近一百万册，正说明纯文学非但没有丧失读者，而且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总不能因为要质疑纯文学而把《白鹿原》、《许三观卖血记》排在纯文学之外吧?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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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持文学的“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