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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与佛教关系探微(1)

2016-08-13 01:03 [摘要]作为晚唐艳情诗人的代表，李商隐却和佛教有密切关系。李商隐接触佛教始自童年，随人生波折，中年时期日渐沉迷。他以自己的人生体验，证悟了万般皆苦、一切皆空、涅槃寂静等佛教真谛；并汲取天台宗及禅宗等佛学思想，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脱。但李商隐的主导思想是儒家思想，他修佛是为寻求内心平衡，其佛学观念并不彻底。 　　[关键词]李商隐；佛教
　　
　　晚唐时期，文人与佛教结缘是一个普遍现象，诗文大家李商隐也不例外。不过，李商隐与佛教的关系更具典型意义。首先，李商隐自幼跟随一位精通《五经》、恪守儒道的叔父学习，少年时学仙玉阳，中年丧妻后则尅意事佛，和儒、释、道都有密切关系。其次，李商隐诗歌向以沉博绝丽、深情绵邈著称，这样一位以艳语为本色的诗人，却对佛教有着异乎寻常的虔诚。李商隐曾于梓州长平山慧义精舍经藏院，自出财俸，特创石壁五间，金字勒《妙法莲华经》七卷；在临终之际甚至愿削染为知玄弟子，弃绝世事，遁入空门。在他身后，佛教把他列入佛门“传灯录”，现存最早为其诗作注的道源也是明末一位僧徒。揭开层层看似矛盾的面纱，理清李商隐和佛教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对深入剖析李商隐深微的心路历程，破解“独恨无人作郑笺”的李诗之谜将大有裨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李商隐生平考证和诗歌艺术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从佛学角度来探讨的却很少，只有吴言生《论李商隐诗歌的佛学意趣》、王增斌《李商隐的佛道情缘》、陈引弛《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学》等少数论著做过初步探析，从而为这一研究的拓展留下了广阔空间。本文将通过解读李商隐诗文，对其修佛历程、佛教观念以及佛教在其思想中的地位进行探讨，以期对其研究的深入略尽绵薄。
　　
　　一、李商隐的修佛历程
　　
　　李商隐自幼就与佛教有密切接触。他自言“《妙法莲华经》者，诸经中王，最尊最胜。始自童幼，常所护持”、“兼之早岁，志在玄门。及到此都，更敦夙契”。他与僧徒一直有所往来，如澈师、臻师、惠祥上人、融禅师等，其《归来》诗云：“旧隐无何别，归来始更悲。难寻白道士，不见惠禅师。”这位“惠禅师”很早就与李商隐交好。随年竞日驰，仕路波折，李商隐对佛教沉溺日深。三十六七岁赴桂管期间，他自叙心迹：“白衣居士访，乌帽逸人寻。佞佛将成缚，耽书或类淫。”(《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怀寄献尚书》)，此际义山已深耽佛道。39岁妻子病故后，义山对佛教更是抛洒出超常的热忱，“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虽从幕府，常在道场。犹恨出俗情微，破邪功少”，甚至迸发出“舍生求道有前踪，乞脑剜身结愿重”(《题僧壁》)的狂热。
　　李商隐向佛，是一个由浅而深、渐至沉迷的过程。他自述向佛动机：“三年以来，丧失家道，平居忽忽不乐，始尅意事佛”，则义山一意事佛是为排解妻子故后内心的苦闷。但仅仅“丧失家道”四个字绝不能涵盖义山向佛的缘由。大体说来，义山向佛主要由于以下几个因素：
　　其一，是时代风气的浸染。众所周知，唐代实行儒、释、道“三教并崇”的政策，社会上崇佛风气很盛。晚唐，由于佛教势力极为高张，唐武宗曾发起“会昌法难”，但不久佛教又再度兴盛，至懿宗时已具相当规模。据《杜阳杂编》记载，咸通十年(873)懿宗迎佛指舍利至长安，“四方挈老扶幼来观者，莫不蔬素以待恩福。时有军卒，断左臂于佛前，以手执之，一步一礼，血流洒地。至于肘行膝步，啮指截发，不可算数”。又《剧谈录》引《京城坊曲》载：长安“旧有迎真身社，居人长幼旬出一钱，自开成之后迄于咸通，计其资积无限。于是广为费用，时物之价高，茶米载以大车，往往至于百辆，他物丰盈，悉皆称是。”教众之极端狂热、佛教之巨大影响可见一斑。于广大士人而言，此时唐王朝已是日薄西山，君王庸懦，宦官专权，朋党纷争，朝政日非。对国家和自身前途备感失望之际，士人渐以佛教作为精神依托，北宋儒门淡泊尽归释氏的现象已初露端倪。这是义山向佛的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