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的发展脉络(2)
2016-08-22 01:16
导读：总的来说，“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的主脉络的发展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是分不开的。周扬对此就说过：“假如说在全国战争正在剧烈进行的时候，有资
总的来说，“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的主脉络的发展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是分不开的。周扬对此就说过：“假如说在全国战争正在剧烈进行的时候，有资格记录这个伟大战争场面的作者，今天也许还在火线上战斗，他还顾不上写，那末，现在正是时候了，全中国人民迫切地希望看到描写这个战争的第一部、第二部以至许多部的伟大作品！”[9](P529)周扬在这里显然不是站在私人立场上所作的阐释，他是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说话”，这就很自然要求英雄叙事和主流意识形态紧密结合起来，在英雄叙事的过程中用具体的“革命实践”来证明“毛主席的
军事思想”这一“普遍真理”。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尽管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使这些文本带有某些局限，但在一大批忠实于现实体验的作家努力下，在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导引下，还是获得了较大的文学成就，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英雄叙事重要篇章。这种现实主义的英雄叙事的结果，甚至演变成文本就是生活记事，如冯志曾经说过：“书中的人物，都是我最熟悉的人物；有的是我的上级，有的是我的战友，有的是我的‘堡垒’户；书中的事件，又多是我亲自参加的，”“《敌后武工队》如果说是我写的，倒不如是我记录下来的更恰当”。[10](P2)正因为这样的文本一方面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打上了当时的文化语境的烙印；另一方面，受到了作家自己的生活感受的制约，具有实录的某些特质，从而使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获得了贯穿与实践。“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的次脉络的发展则经常被置于一个和主流意识形态对抗的位置上加以解读甚至批评的。其实，这一脉络的发展，严格讲来应该是对五四文学中的人的文学命题的承继和发展，是对人回归于自身的一种文学尝试。它没有像主脉络中的英雄叙事那样，把人当作了战争机器上的螺丝钉，人只能在对战争功能需求的满足上寻找到存在的价值。那些勇敢杀敌、不怕牺牲者，被作为战斗英雄放置到最崇高的位置上。而英雄身上的深层人性内容则被彻底地遮蔽了，即便是在英雄叙事中涉及到了人性这一面，也被当作小资产阶级情趣排斥掉了。由此说来，当年的《文艺报》指认文艺上的修正主义恰恰道出了真正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某些真义：“宣扬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人性论、人类爱等腐朽观点来模糊阶级界限，反对阶级斗争；宣扬唯心主义来反对唯物主义；宣扬个人主义来反对集体主义；以‘写真实’的幌子来否定文学艺术的教育作用；以‘艺术即政治’的诡辩来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以‘创作自由’的滥调来反对党和国家对文艺事业的领导。”[11]显然，在这样的指认背后，隐含着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的“文艺上的修正主义”，但恰恰是这“文艺上的修正主义”，促成了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向人的本体回归，促成了文学创作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体认。从根本上说，“十七年”文学的英雄叙事发展脉络，深受文化语境的规范和制约，它无法突破现实语境这一樊笼，它只能在时代为它余留的空间中找寻自我的发展方向，这并不是说“十七年”就注定无法诞生伟大的作家和不朽的英雄叙事文本，而是说无所不在的主流意识形态，不仅把文学想象中的英雄压缩在了一个有限的空间里，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把作家限定在了一个既定的“疆域”中，其英雄叙事只能循着这既定的轨道运行。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十七年”文学中的英雄叙事的这两大脉络，从不同的向度上弥补了各自的英雄叙事的不足，具有主要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作者】 李宗刚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参考文献：[1] 郭沫若.新儿女英雄传·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2] 杜鹏程.杜鹏程文集（第1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3] 吴强.红日[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4] 孙犁.孙犁文论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5] 林志浩等.对孙犁创作的意见[N].光明日报1951-10-6.[6] 孙犁.文学短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1963.[7] 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J].青春,1980(11).[8] 欧阳文彬.试论茹志鹃的艺术风格[J].上海文学,1959(10).[9]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A].周扬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0] 冯志.敌后武工队[M].广州：花山文艺出版社,1989.[11]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为争取文艺的更大丰收而奋斗！（社论）[J].文艺报.1960(1).论文出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