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与文质：中国文化之世纪反思(1)(4)
2016-10-20 01:04
导读：在近代注重物质和“学要有用”的语境下，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学人特别强调科学的“精神”和“方法”真是个异数；他们凸显的是科学那不够“物质”亦即
在近代注重物质和“学要有用”的语境下，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学人特别强调科学的“精神”和“方法”真是个异数；他们凸显的是科学那不够“物质”亦即相对“文质”的一面，这其实远承了中国古代重学轻术的传统，真是名副其实的“文化”运动；当然，其反传统的
全面性不仅体现在要打倒远古的孔家店，而且对晚清以来重术轻学的新传统也要逆流而行。
这一做法显然引起一些“老新派”的不满，从清季起便实际主张全盘西化的吴稚晖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曾一度赞成整理中国古学，到1922年却发现“上当”了，从而明确提出应注重“物质文明”的“工艺”一面，主张将中国的国故“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新文化运动本已主要侧重文化层面的变革，但此时又出现从“文化”回归物质层面的趋向。
正当梁启超在欧战后质疑人类运用“科学”的能力之时，其昔日的老师康有为将其《物质救国论》在1919年正式刊印出版。强调“欧洲大战之效”恰证明他“凡百进化，皆以物质”的观点不误。他甚至认为，当强敌要挟之时，“虽数十万士卒皆卢骚、福禄特尔、孟的斯鸠及一切全欧哲学之士，曾何以救败？”以重“学”轻“术”、重“文”轻“武”的中国传统看，被许多人认为此时已“守旧”的康有为其实仍在激烈地反传统，而以激进反传统著称的新文化人无意识中反倒在继承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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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华”与“文化东亚”
“文化”释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