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与探索(1)(2)
2016-11-18 01:21
导读：在《最蓝的眼睛》中，克劳蒂亚先后两次以深情的笔触讲述了妈妈歌唱甜美的传统布鲁士斯歌曲的情景。第一次描述的是母亲经常歌唱的抒情歌曲“困难时
在《最蓝的眼睛》中，克劳蒂亚先后两次以深情的笔触讲述了妈妈歌唱甜美的传统布鲁士斯歌曲的情景。第一次描述的是母亲经常歌唱的抒情歌曲“困难时期”中的片断，如W.C.亨蒂创作的“圣路易斯布鲁斯”歌曲中广为流传的“害怕看见日落”那句。在年幼的克劳蒂亚看来，没有妈妈歌唱的星期六是“孤独、烦闷的”，而充满妈妈歌声的星期六则意味着希望和可能。她甚至认为，歌词中暗含的痛苦和忧伤似乎因母亲那甜美温馨的嗓音而不复存在，“在妈妈充满喜怒哀乐的歌声里，伤心的往事不再令人心碎，反而使我相信：痛苦不仅可以忍受，还甜蜜蜜的。”。正是这种“确信”使得成年后的克劳蒂亚得以度过种种难关。克劳蒂亚第二次提到的是母亲歌唱关于火车和阿肯色州歌曲的情景。从母亲的歌唱中，敏锐的克劳蒂亚听出了对自由和民主的呼唤。母亲的歌唱激发了克劳蒂亚的想象力和渴望，使她在遇到任何困难时都能临危不惧、沉着应战。不难看出，布鲁士乐这一黑人传统文化的代表，是贫困中他们仍能保持家庭幸福、女儿健康成长的原因之一。
当克劳蒂亚幸福地从母亲那里吸收文化甘泉时，可怜的佩科拉却没能从母亲身上获取任何黑人文化滋养。母亲波琳没能给孩子们带来关心、爱护和文化甘泉。“对她来说，爱就像一口井，她从那儿抽取出最具破坏力的情感……竭力去窒息那些需要爱的亲人。”她让儿子老是想着逃离家庭。使女儿充满了“对成长的恐惧，对他人的恐惧，对生活的恐惧”。小说中最令人心酸的场景之一是佩科拉不小心打翻了她妈妈在白人家熬果酱的锅，波琳对她先是一阵捶打，接着又把她推个人仰马翻并补上了几个耳光，随后就把吓哭的白人小女孩抱在怀中安慰。至此，由波琳所代表的母女关系的异化和人性畸变昭然若揭，而亲眼目睹自己母亲对他人的如此关心和爱护，却给一直渴望爱、不知爱为何物的佩科拉留下了一生难以愈合的伤痛。渐渐地，年仅11岁的、尚未形成自己价值观的佩科拉把母亲对自己的厌恶和一切不幸都归结于自己没有像白人小姑娘那样的蓝眼睛。因此，克劳蒂亚遇到困难时可求助于她的布鲁士乐，而佩科拉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幻想着拥有一双蓝眼睛，直至最后陷入疯狂状态。可以说，正是母亲人格的变态和价值观的异化，促使了佩科拉对蓝眼睛的渴望，这也是导致她精神分裂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她截取了女儿的生命，致使她无可挽救”。被忽略、被歧视和自我尊严、自我价值的丧失，加速了佩科拉的最终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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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我们批评和谴责波琳时，我们不应该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波琳本人也是自人文化价值观念的受害者。波琳出生于南方的一个农民家庭，先天跛足，相貌平平。儿时的她就一直被家人和邻里冷落，无人关心她做什么，甚至无人注意到她的存在。在家中11个孩子中，她是唯一没有绰号或小名的。在她看来，绰号和小名非常重要，只有那些引人注目的孩子才能拥有它。因此，孤独的波琳从未从家中获得幸福或任何归属感，“她觉得自己从来就不属于那个家，或者说她哪儿也不属于。”她的家中也无任何欢快、祥和的气氛或凝聚力。家人的冷落让波琳觉得自己无足轻重，而家中的空荡更不可能带给她任何文化营养。可以想象，成了母亲之后的波琳也不可能像克劳蒂亚的母亲那样，向自己的女儿传递类似布鲁斯的黑人文化营养。
如果说儿时的波琳由于生活在文化贫瘠的家庭而缺乏黑人文化熏陶，那么成年后的她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被白人文化所同化了。在随着丈夫乔利从南方来到北方后，孤独、空虚、倍受他人歧视的波琳，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只好从
电影中寻求慰藉。不知不觉中，无任何文化根基的波琳接受了好莱坞电影中大肆宣扬的白人文化审美观和价值观。银幕上宣传的美的标准成为了她衡量现实中一切事物的天平。渐渐地，她发现和电影中所热烈褒扬的白人俊男美女相比较，她粗俗的丈夫实在不值得爱，因为“白人男人懂得怎样照顾好自己的女人”，而当接过襁褓中的女儿，她也禁不住感到：“上帝呀，她真丑。”很显然，白人文化的价值标准已慢慢浸入她的心灵，她已忘却作为妻子和母亲应有的柔情和爱心。波琳在白人费希尔家的工作，进一步地加速了她心灵的扭曲和人格的裂变。对白人社会的崇拜与对黑人包括自己和家人的鄙视，使她在人格上产生了严重的裂变。至此，她扭曲的心灵已完全倒向白人文化。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母亲所接受的白人价值观又传递给了女儿佩科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