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的引进和我国文学经典的解读(1)(2)
2017-01-21 01:00
导读：但是,文学的审美本性与政治工具论的矛盾,是不可回避的。这就不能不动摇了单纯求同的思维定势。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倾向:更加自觉地在革命文论体系
但是,文学的审美本性与政治工具论的矛盾,是不可回避的。这就不能不动摇了单纯求同的思维定势。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倾向:更加自觉地在革命文论体系中寻觅最有弹性的局部,在主流话语上求同的同时,适当地在派生话语上求异,提出一些超越主流话语的派生性话语:“主观战斗精神”、“主观拥抱客观”、“中间人物”等等,前赴后继。革命文论家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在原有话语内部作侧重点的调节。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胡风,在他看来,最富有弹性的局部,首先就是创作方法可以超越世界观的局限,作家不一定要通过思想改造,只要通过主观拥抱客观,写真实,也可以走向革命。在反映客观生活的前提下,他强调作家的主体性的表现,他甚至认为,当阿Q拿着笔在画圆圈的时候,“这个跪在地上画圆圈的阿Q,同时也正是作家鲁迅自己”④。开明的革命文论家所追求的不过是加强革命文论的弹性;对于可以同化的东西尽可能地弹性地开放,减少排它性。对于难以用现成话语同化的现象,就要派生出一些从属性的话语来,强化其开放性。
核心话语求同,派生话语求异,是我国革命文论家寻求理论发展的一大发明。
虽然胡风后来在50年代中期遭到整肃,但是,矛盾仍然不可回避,舍不得牺牲艺术的审美特性的理论家,总要找寻新的弹性突破口,提出派生话语。一直批判胡风的何其芳,在胡风失去自由以后,回避了敏感区,为了将阶级性这样一个基本话语从弹性转向开放,提出了新的派生话语。1956年9月,他在《论阿Q》中,提出如果把阿Q仅仅当作落后农民的典型就低估了它的重大意义,阿Q精神的共性并不是一个阶级的现象,而是在不同阶级身上都可以出现的。阿Q是有阶级性的,但是阿Q精神却是超越阶级的。这就是著名的“典型共名”说。直到60年代初期,不顾越来越激烈的对于所谓人性论的批判和声讨,他一直坚持认为,标志着最高成就的文学典型,如唐·吉诃德、哈姆雷特、贾宝玉、诸葛亮、孙悟空之所以不朽,就是因为他们超越了阶级性,成了人类某种精神的一种“共名”⑤。不管何其芳当年的这种说法有多少缺陷,我们不能不看到,他的派生话语,在求同的框架里,强化了求异的成分,正是这种求异的成分,推动着革命文论的发展。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尽管特殊的政治风波一再压制派生话语弹性求异,但却不能最终窒息以派生话语寻求弹性突破的倾向,每当适当的外部条件成熟,弹性求异的倾向总是不断转移方向,寻求新的突破。而这就留下了理论曲折发展、提高层次的轨迹。虽然政治形势一旦严酷,探索遭到整肃,只不过意味着,弹性的部分遭到封闭,变成了理论的禁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理论的发展的终结,而只意味着主流话语生命的“休克”,不得不借助体制性的力量的特别保护。
尽管形势严酷,但有一个领域是例外,活跃着产生派生话语的温床,那就是经典文本解读的领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为复杂现象寻求新的解释的努力,求异的倾向,话语派生的追求,总是曲曲折折地运行。在这个领域里安全系数较大,解读的可能性也比较多。封闭性的文论在经典文本面前,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考验:如果它不能否决经典文本的艺术价值,经典文本就以其不可辩驳的权威性否决革命文论的可信性。正是因为这样,在经典文本的解读和封闭话语的较量中,后者总是不得不作出妥协和让步。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中国清真寺文化浅论
妈祖文化与客家文化之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