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的引进和我国文学经典的解读(1)
2017-01-21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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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世纪30年代引进革命文学理论与80年代以来大量引进
内容提要:本世纪30年代引进革命文学理论与80年代以来大量引进西方文论的比较:话语的硬性封闭和弹性派生,从一元延续到多元共生。追逐新潮,多元话语交织,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和范畴的断裂和错位。引进理论,解读经典文本,不应简单地求同,而应着力在求异之中达到突破和创造。
80年代初期以来,引进西方文论的潮流,可能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规模最为宏大,成就最为壮观,对我国文论建设的促进最为巨大的一次。它结束了我国的文学理论自我封闭、自我窒息、自我麻醉的危机状态,推动我国文论的高速发展,在现代化尚未实现的中国创造了与西方后现代思潮“超前”接轨的文化奇观。
但是,西方文论如此高速的引进,也带来了苦涩的困惑。世界上不存在任何完善的理论,任何一种权威的理论话语都有其澄明的一面,又有其障蔽的一面。我们的任务就是消除障蔽。
问题在于如何消除这种障蔽。中国古典文论向现代转化的命题的提出,提供了一条途径。但是,古典文论的“转化”,对于西方文论来说,就意味着不是求同,而是求异;“现代转化”,对于古典文论来说,也不是简单求同,而是求异。但是,作纯粹理论的回答,是无力的,因为每一个范畴的派生,都意味着文化历史语境和思维模式的反复搏斗。本文试图通过中国现代文论引进的两个阶段的比较来回答这个问题。
(一)话语的硬性封闭和弹性派生
30年代的文论家引进革命文学理论,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但是,革命文论话语中,充满了哲学的普遍规律,作为普遍的大前提,并不能演绎出文学的特殊规律来。“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之所以遭到否定,就是因为,它窒息了文学形象的特殊性①。早期的革命文学理论家不是正视矛盾,而是以理论的话语权威,来消解这种矛盾。共同的倾向是,但求其同,拒绝或者藐视明显与之相异的文学现象,即使感觉到了障蔽的存在,也不惜歪曲,将其纳入现成的有限话语之中。钱杏眓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强行求同,硬性歪曲,可以说是这种倾向的代表。求同的最幼稚的形态,就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照搬,把复杂的文学现象看得简单了,以为一切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就连鲁迅也一度以为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就解决了文学史家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其后果是理论本身的生命遭到了极大的威胁。
这就不能不逼出来另一种倾向,那就是从革命文论的话语进行着重点的转移和话语的派生,以求得理论和文学的矛盾的缓解,激活革命文论的生命活力。但是哪怕是微小的调整,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今天我们即使反复阅读胡风与周扬当年关于典型的争论,往往很难抓住要领,就是因为,他们二人在共性和个性的对立统一上,并没有根本的冲突,胡风也并不想突破这一对经典理论的框框。只是周扬把重点放在社会的、阶级的共性上,胡风把重点放在个体的个性上。周扬说,典型就是阶级的群体性和个性的结合,根本感觉不到二者之间有什么矛盾;而把个体看得更重要的胡风却强烈地感到,不存在任何抽象的阶级和群体,他强调共性只能是单个个体的共通性。在这个意义上,他说,社会的群体的共性与个性不能相容。我们可能要为他们纠缠字面,意气用事感到困惑。其实,困惑的不仅是我们,首先是胡风,他只能以有限的话语说话,离开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他就没有话可说,但是就在他没有话可说的地方,也就是所谓被障蔽了的地方,他感到了最重要的东西:普遍的阶级性、群体性,是抽象的,无条件地肯定阶级的群体性,正是导致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但是他又不能公然放弃群体性和阶级性的话语,因而免不了吞吞吐吐,在用文字魔术的掩盖之下,把中心向个体和个性倾钭②。范畴和话语的封闭还是开放,之所以成为争论的焦点,原因在于一方认为:理论本身的权威就是生命力源泉。
从40年代到50年代,抽象照搬、硬性歪曲的求同倾向有所缓和,从学术理论上来说,是比较软化了③。但是总的来说,仍然处于求同阶段,每逢遇到理论话语与文学实践发生矛盾的时候,不是以文学特殊规律去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话语,而是以哲学话语的普遍性掩饰文学的特殊性,以社会功利性抹煞文学的审美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