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野中的“革命” ——西方“革命学”研究(3)
2017-02-25 01:04
导读：农民作为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劳动者主体，不仅意味着职业性质的落后和原始，而且意味着社会地位的低下，一直就是作为被压迫者而存在的。他们控制土地
农民作为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劳动者主体，不仅意味着职业性质的落后和原始，而且意味着社会地位的低下，一直就是作为被压迫者而存在的。他们控制土地的力量小，数量少，且必须向地主和国家承担大量税收、地租和徭役。在农业社会里，反对经济负担和土地兼并就像工业社会里的工人为了改善地位而罢工同样普遍。农民起义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农民团结程度、农民计划能力和地主阶级脆弱性等几个因素是否同时存在。农民起义直接根源于他们对地主侵占农民耕地、税收和地租加重或自然灾害造成的饥馑、战祸等产生的不满情绪。换言之，当农民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受到外来力量(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的破坏，就会引起强烈的迷茫感和怨恨心理。马丁·斯图亚特—福克斯(Martin Stuart-Fox)在探讨20世纪为什么农民革命多集中于亚洲地区时，认为西方殖民主义对亚洲传统农业社会的影响，对农民来说是中断其生活轨迹，迷失其生活方向；对知识分子来说是耻辱感，特别是对殖民主义军事失败之后。[15] (p171～173)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认为，历史上绝大多数农民起义，不是因为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望值提高而又受到挫折，而是出于维护其习惯的权利或恢复其被破坏的习惯的权利而以反抗行为作为其防守性措施。农民的世界观决定了他们对革命采取的态度，还影响精英—农民之间互相作用的性质，精英的目标只有在农民的世界观里才能有效地交流。为此，他提出了农业社会的“道德经济”说(Moral economy)。[16] (p25)
但光有农民普遍的不满心理还是不够的，还要看他们的不满是否得到同情，其不满心理是否朝同一个目标上聚集。当国家在其统治区域内大面积地加重负担或土地兼并的范围急剧扩大时，不满心理就会朝一个明显的目标上聚集。一个地区内大部分农民负担相对较轻或土地兼并份额较小，尽管有部分农民处境十分悲惨，这个地区也不会发生农民起义。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其次，农民起义能否成功还要看农民是否拥有计划和组织行动能力。传统上有自我管理机构(self-governed body)的地区，农民一般具有组织和计划能力。沙皇时代的农村公社和墨西哥的印地安农村即具有良好的自我管理机构。而生活在地主本人或者其代理人(监工)严密监视下的地区，其农民一般不具备上述能力。如16世纪的英国、17世纪的德国东部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庄园经济盛行的地区，基本上没有大的农民起义，原因即在于此。杰弗利·皮格(Jeffery Paige)认为，农业生产以佃农或租赁耕种方式为主的地区最易爆发(农民)革命。[17] (p41)
再次，地主阶级的脆弱性也是农民起义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如果地主阶级自身拥有镇压农民起义的各种资源，如武装、组织机构等，那么他们在不需要国家的帮助下就能镇压农民起义；即使国家暂时无能为力，地主阶级也可以维持本阶级的权力和地位。有时候，地主阶级还利用农民反抗或者出于自身利益联合农民与国家对抗。而在地主阶级几乎全部依赖国家中央军队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的地区，他们就表现出很强的脆弱性。尤其是当国家陷入战争或经济困难无暇提供帮助时，地主阶级可谓不堪一击。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俄国地主和1788～1789年法国地主面对农民起义既得不到国家的帮助，也无可以调动的社会资源，结果是农民起义在整个农村地区蔓延。
但农民起义向农民革命转变则需要非农民阶级的外在中介。农民意识都是地方性(即地域局限性)的，其世界观和目标也是地方性的。如没有来自非农民阶级的组织和领导，农民起义只能是散落在各地的分散行动。外来力量与农民起义结合，可以从两个方面对全国性革命起到积极作用。其一，外来精英使农民起义分散性向全国统一性转变。通过建立农民游击队和农民组织，外来精英可以把全国性的革命目标灌输给农民。在没有自我管理传统的、分散的农民起义地区，外来的精英组织和目标，对农民起义转向农民革命具有关键作用。古巴革命、越南革命、尼加拉瓜革命就是走这样道路。而中国革命最有典型意义。其二，使农民起义与城市起义同时进行，互相配合。城市起义加上统治阶级内部分裂，首先使国家瘫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