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野中的“革命” ——西方“革命学”研究(4)
2017-02-25 01:04
导读：在结构—功能主义看来，农民起义能否爆发取决于农民、地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影响城市工人起义(罢工)能否成功的因素为市民不满程度、物理因素
在结构—功能主义看来，农民起义能否爆发取决于农民、地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影响城市工人起义(罢工)能否成功的因素为市民不满程度、物理因素(如城市的规模和布局)以及城市警察力量的大小和效能。[3] (p10)
在生产力发展和工业化浪潮的推动下，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速度加快，导致社会问题丛生，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利益诉求高度多元化。因此，存在大量引起城市居民产生不满的社会因素，其中有两个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并常常因之而发生城市动荡。一是食品价格上涨，二是缺少就业机会。16世纪英国、20世纪波兰都曾发生过大规模的食品骚乱，而法国革命时期、20世纪30年代的英美都曾经历过惊人的高失业率。20世纪以来，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为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所困扰。但如果没有这两种因素，仅仅是城市数量增加或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并非必然构成政治不稳定的因素。相反，如果城市经济发展并给新增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和较好的生活条件，反而能促进政治稳定。只是城市发展与人口增长不相适应时，才会产生不满心理，而埋下政治动荡的种子。当然，城市起义的结果要视危机程度以及政治反对派对现政权的削弱程度而定。另外城市警察力量大小以及城市布局如巷道宽窄，居民区集中与否等也会影响起义成功的可能性。
就城市起义的意义而言，它本身并不构成革命的全部，而只是革命的序曲，其下一步必须夺取并控制政治首都。然而，如果缺少其他地区或农村的支援，政府可用孤立封锁的办法扼杀它。如1870年巴黎公社的失败以及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二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都经历过由于城市居民的不满和反抗行为而引发的政治革命。相对而言，这一时期农民起义的影响则不大。 五 行为主义革命理论阶段(90年代初至今) 20世纪末的最后20年，被亨廷顿称为“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其中，苏联解体以及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剧变，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西方学者为“幸遇”这样一个近乎实验室般的现场研究机会而兴奋不已。其中不少学者称之为“革命性的历史事件”。当然，苏联这样一个曾与美国匹敌的超级大国，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年中彻底崩溃？其兴盛—衰落—崩溃的历程，使西方学者的“革命”研究取向开始转入以具体过程为中心的理论探讨。另外，过去的革命理论只回答为什么会爆发革命，而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在特定的时间内爆发，也没有解释革命目标和结果之间的不一致性。因此找出过程中影响和制约结果的变量，建立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成为这一阶段理论家努力的目标之一。（注：其实，西方革命研究的实用主义任务就是试图把革命爆发的时间、地点和规模就像“天气预报”一样给予准确的预报。20年代的社会学家如P. A. 索罗金、R. E. 豪杰等就已提出革命即将发生之时总有某些预兆。美国学者埃·蒂里阿基安提出革命指数：都市化程度的增长、性混乱的扩展及其社会限制的消灭以及非制度性的宗教现象的增长，而这些指数是经验指标的总和。参见郑杭生等译：《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批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41页。）最后，建立在“刺激—反应”理论范式基础上的行为主义理论如社会交换理论被重新重视。因此这一时段的革命学研究初步表现出行为科学和经验主义倾向。（注：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有John Foran, Jack A. Goldstone, Jeff Goodwin, Timothy Wickham-Crowley等。）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近代科学为什么不能在我国产生——评近年来中西学者的若
多维视野中的“革命”——西方“革命学”研究历程评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