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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者与文艺学者的田野作业(1)

2017-03-13 01:01 当今，“田野作业”一词，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文社会科学所应用，包括民俗学和文艺学。在我国，自五四以来，民俗学和文艺学即有结盟之缘，当时是由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所决定的。在以后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中，两者又发生了这样那样的联系。20世纪后期，现代方法论崛起，两者在某些部分上也时有并轨之势。本文试从现代方法论的角度简要探索这种关系。
　　民俗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民间文学，而文学的知识之一是民俗。民俗和文学有着太多的相同资源、相同想像、相同观念、相同任务，及宗教、仪式和风格上的相同类型，这使它们纠缠在一起，相互影响、变化、生长和消歇。因此，研究它们的学问——民俗学和文艺学，也有着天然的联系，彼此有许多共同点，都可以用本民族成员所共享的和体验的民俗类型做分析，两个学科在相关对象的研究方法上也有相似性。对文艺学来说，十分重要的，也是很困难的，是研究文学现象的内部结构，它的创造和加工的过程，这类内容，需要用民俗学的方法去协助解决；而民俗事象也有其内在结构，需要借用文艺学的方法将之提升出来，从中找到它的诗性特征和表演风格。当我们在研究民俗的这种鲜明要素的时候，往往是在研究它的文学，这时文艺学的分析方法可以延用到民俗事象上。不过，文艺学的方法，只能发现民俗的诗性现象和民俗的法则，却不能说明它们。民俗学的方法，在分析文艺作品上，也需要通过中介转换，才能成为文艺学者的民俗视角，而不是直接兑换。在现代学术史上，田野作业的理论能使双方优势互补。
　　田野作业理论中的田野定位说，在打通民俗学和文艺学上，是一个重要关节。田野定位的含义，指在学术研究工作中，把学者的知识相对化，把个人当作研究对象的一部分，以利于有效地分析和阐释对象文化的资料。围绕它所构建的学说，可以研究民俗学和文艺学两个学科的历史关系，也可以分析两个学科在现代操作中的交叉现象，就学者对民俗事象与文艺作品的分析活动做反观和前瞻。近年来，民俗学等对象化很强的学科都十分关注田野定位问题，文艺学等主位意识很强的的学科也开始介入这类实践。一时间，人们多谈田野作业。当然，这种讨论，冠以“田野”二字，并非狭义地单指现场考察和实地研究，还有其他田野作业理论做支撑，有民俗学和人类学现代史的深厚背景。在其中，田野定位说，对营造一个不同学科的对话平台，特别有拉力而已。它还能让我们由此而入，发现田野作业整体理论对于不同学科建设的作用，所以，我们需要重点讨论它的思想观点和与之相连的细密方法。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一般认为，田野定位说的渊源，可追溯至马林诺夫斯基。从马氏的经验看，一个学者只有把自己的定位到与研究对象“亲近”的水平上，去掉好奇、歧视、乃至对立之心，才有资格阐释对象文化的资料。他在日记里写到，他当时和特罗布里恩岛岛民的关系就达到了这种水平：“当地人每天来看我，他们不再由于我的出现而新奇”，“他们把我当作他们生活的一部分”[1](p.8)。他在田野定位上所表现的这种自觉性，对传统和现代学者都有启发。
　　田野定位说的理论目标，是要解决在阐释对象文化资料上的基本问题。一方面，学者从事研究，要搜集和阅读材料；另一方面，学者在归纳和分析材料中也不能把自己框住，而要始终耐心地关注和使用所搜集的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正确的描述和阐释。在如何描述和阐释上，学者的自我定位就显得格外重要了。这时，你再也找不到纯粹的“客观性”，相反，那些口称“客观性”的学者，往往把自己的解释加到对象的身上，结果是对学者知识的想象和对对方文化的估价都做出冒险之举，有时还会自告奋勇、兴高采烈地充当对方文化的代言人，直至导致学者在认识上的变形现象。有人还把这种变异归咎为文化视角的差异，其实不过是一种诡辩和托辞。
　　田野定位说的核心，是从一种可操作的理论构架出发来考虑问题。它要求对学者的主观思考和对别人的文化估价两者都可能出现的冒险之处进行限定。从田野定位说的角度看，在研究工作中发生某种误读，有时是接近对方文化真实的必要过程。学者的任务，是在不断地搜集和分析对象资料的同时，发现自己的误读之所在，并及时地调整自己的描述形态。而由学者的误读所推导出来的研究对象的文化类型和文化真实，与端正学者认识自己和认识对方的心态而求得的研究对象的文化的普遍性，根本是两码事。为了达到每位学者其实都想要达到的理解对方文化的目的，就要求学者对自己的搜集资料和研究成果的科学价值的预想，与他人的成果不应该是彼此错出的，而应该是遥相呼应的、或互相补充的。矫正学者的定位视角，就有希望发现对象文化的普遍性特质，提高学术研究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