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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的悲喜笑剧：从政治谈话性节目与全民大

2017-04-03 01:03 观察当下台湾的政治认同冲突，迎面向我们的感觉经验冲击而来的，正是某种粗暴的集体情感形式。透过媒体的再现与影响，我们看到在民众普遍对于政治感到焦虑莫名的当下台湾，在个人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政治现实，被行动的激情所驱迫，甚而失控流泪、大笑、愤怒、焦虑或者转而静默承受之时，那为众人所期待的政治空间，是否因此而向我们敞开？台湾政党恶斗的夸张场景，浮泛的政治论述、报导，到电视政治性谈话节目中深具煽动性的言论所共同展演出的戏剧性景观，其仪式般的感染性，皆不断进行着召唤民众对政党、国家、族群意识 进行在行动与情感双方面的认同工作，以堆栈形塑政党私自欲求的权力资源。这种反复在台湾民主过程中召唤民众激情的情境，正是Rancere所说的，“感觉分配(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的场域。它激发集体参与的激情，甚至是内化到一般民众生活的情感之中，透过感觉分配与外在化的社会形式反复情感召唤，两者间的交互循环，不断进行各种检查、夸大与界划的动作。它不仅仅造成实际政治运作中认同与排除的问题，也造成民众实质的情绪与情感上的伤害与压抑；并且，更根本地，它重新规划了我们对政治事务到日常事务之间，各种感觉与理解的范畴，意欲将我们的感知，固着于某种僵硬、沉重的感知经验形式上。感觉分配的形式僵化，导致政治性空间的可能性，逐步僵固成为由一群占有权力位置与论述权威的国家机构、政客、媒体，甚至于专家学者论述形式所掌控操弄的封闭政治(politics)。这种感觉的僵固形式，向我们揭露既有政治意识内部激情的基础；这个无可抑制的情绪基础，正是一个共同体的问题。而媒体，作为一种有力的中介物，在每日毫无厌烦的社会政治新闻报导，以及政治谈论性节目滔滔不绝的横飞口沫之中，发挥着影响力。倾向同质化的政治意识与论述，透过媒体中介，进入民众的认知与情绪中，召唤再捕捉，将你我融入一个不可见的，由同一认同所形构的共同体场域之中；因而媒体在政治性的窄化或是划界以自我封闭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同样的，作为有限政治感觉分配与外在化、具体化的有效中介(或是转达物mediation)，媒体，在政治操作的召唤过程中，亦赋予不同一、差异的个人感觉在政治场域中现身展演的机会与能力。充斥在那些节目中的煽动性话语，在观众生活实践中所引发的行动，使作为符号与意识形态消费的媒体节目，成为互涉的中介，而不仅仅是一种单向的传播 ─它制造其响应者，但是这些响应者拥有自己的声音。因此首先我想讨论，这种在共同体的感觉分配过程其可能的内部复杂性、矛盾构筑以及断裂，如何在此媒体的中介过程中展演变化。我试图以普遍的中介的媒体形式，即政治论谈节目和「全民大闷锅节目」为研究对象。从台湾政论性节目激化政治认同的沉重激情的过程，以及与其对应而生的娱乐拟仿剧节目：全民大闷锅节目，所企图引发的笑的情绪，自两者之间的对照关系，寻找矛盾构筑的暴露。并且，我希望能够进一步讨论这种暴露，在开启政治性空间的层次而言，它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感觉分配形式如何能够不被固定？同时，这些无可避免的情感欲求因素，在感觉分配的形式中介过程之中，本身是否可能产生变化与主体的能动性？或者这些情感欲求在政治过程中，其意义为何？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些必要的情感需求？一、政治的美学体制(aesthetic regime of politics)与感觉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首先，我的讨论将先从Ranciere论述中的美学概念出发。 从当代的艺术运动与文学史发展，尤其是前卫艺术的政治性宣言，与其在艺术与生活之间所试图进行的政治性突围过程中，Ranciere离析了“艺术(art)”之所以能作为艺术，与美学(aesthetic)之间的差异，以及两者之间紧密交织的关系。对Ranciere而言，艺术依赖于再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representation)，同时也就是一个诗学(poetic)的体制。在此场域之中，再现的(representative)、或是仿真(mimesis 与imitation)扮演着关键作用，统筹所有做、作、看(或听)的感知行动与判断方式。仿真，既是诗学体制的外表，也是诗学与现实之间的阻隔；艺术(arts)便是藉由这种阻隔定义出其特殊的范畴，而非仅是相似与模拟(resemblance)的综合。总而言之，此再现与诗学，如同做与作方式的配置里的皱折( fold)1，她所体现的各种(艺术)形式过程与类型的分别与阶层，是一个称为可见性的体制(a regime of visibility)，相关于一切可见、可感的做与作的形式，包含了各种已完成的作品或是生产，他们一同展现成为一个共同体层级化的视野。而美学，不同于诗学的体制，它以存有的可感样态(sensible mode of being)为基础，将自己与艺术生产分离开来；它既不是什么感觉的理论，也非艺术爱好者的品味和愉悦，而是关于一种艺术客体的特殊存有样态(the mode of being of the objects of art)。….在这个美学体制里，艺术现象以感觉的体制(regime of the sensible)为皈依。然而，此感觉的体制却总是与其原初的联系相解离，并为一种异质的力量所填充。这个异于自身的思想形式之力量：是以未产出者来辨识自身者、将知识转换为非知、理性/真理(logos)相等于感性/情感(pathos)、或是非意图的意图…等等。这个感觉的体制的概念总已是远离自身的，分歧的，那思想形式的场所(locus)亦然；而这正是从一开始即形塑了思想形式之美学模式的艺术一致性的核心。2Ranciere认为现代文学与艺术运动揭露了上述这个美学状态，并且此艺术的美学体制进一步破坏了艺术在艺术法则与社会法则之间的阻隔，将艺术自再现与可见性的法则，以及仿真的界碑中解放出来；它同时建立了艺术的自治性，以及艺术形式与生活用以形塑自身的那些形式的同一性。Ranciere指出：此美学状态(aesthetic state)是一纯粹的悬置程序，是形式经验它自身的时刻，并且是一个建构与教育特定人性式样的时刻。 此美学体制的登场，其实与现代性(modernity)有着破碎暧昧的关系。她关联着现在如何让过去重新登场(restage)；它决定并诠释什么使艺术之为艺术，包括何者是现代艺术亦或不是，其内涵如何，以及艺术造做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这个不仅仅是艺术的，并且同时涉及了现代生活的美学状态，提供了我们某种共有生活(communal life)的律动，以及在时间与空间上共享的生活形式。它向我们提出一个等同于艺术终点3的，“对于共同体生活的认同”。 Ranciere进一步说明，在政治(politics)的核心里，本就存在着这种美学，而且此种政治与美学的关系，并非班雅明(Benjamin)所说的 “政治的美学化过程(aestheticization of politics)”。Ranciere所指的这种美学，并不是那种由热切追求艺术的意志所指挥、视人民为艺术作品的政治意识，而是更接近：一个属于先验形式的系统，它自我决定以何种形式向感觉经验呈现自身4；因而它得以进行着空间与时间、可见与不可见、言说与噪音之间的界划工作。美学体制在此几乎就是政治(politics)，规划可感与不可感、可说与不可说的关系、谁具有这些能力、以及空间的所有权与时间的可能性。它不仅是设置、安排了“一个场所”(place：总是熟悉的、亲密的、有限的。)”，同时是一种Ranciere称之为感觉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的过程，一个感知的自我证成系统，一个共同体(community)。此共同体(笔者按：由共同感觉所构成之身体)，总是即刻呈现出在其内部的普遍规则、个别位置与部分(parts)的界划，藉此建立起普遍同一且同时的感知分享与排除。这些位置与部分的分配，立基于那些普遍的空间、时间、活动形式样态的基础，亦引领着自身的参与方式(participation)，与每个做为其一份子的参与者。这个政治的美学体制，如同一个光明的、父性的神(，无庸置疑，是绝美的)；以照明的力量规范一个不可见的秩序世界，以及一个共同体，召唤我们成为它(可以称得上是，不断出生与窒息)的孩子；崇拜它取悦它，甚至可以奉献我们的生命；但是它亦同时是一位母性的神，赋予我们可以生而为人的恩赐，让我们恣意地感知与生产创造玩耍各种形式，印证它的丰饶与包容的力量。即便，它本身只对感觉经验现身，仍是我们共同的信仰或是想象，所召唤与投射出的“神”。二、神的祭典：美学化的政治与政治的戏剧场景在一般状态下，可见的实践形式常常皆已为某美学体制所附身，同时成为我们感觉经验的召唤者以及对象。特别要注意的是，可见的形式在Ranciere这里并不是只就一般艺术的实践而言，而是指所有作与做的方式与产物。而在这样召唤特定感觉释放后，感觉经验再返回召唤者的过程里，我们对形式本身的感知便成就一种认识的教育，不但使形式本身那些未能向我们的感知展现的不可感知者，长久地被封闭在形式内部或者我们之外，我们被此特定感知经验召唤─复返的强化过程，亦逐渐驯化与规范我们对世界感知与探索的某种原始模式。这个于不可见处运作的美学体制，总是要透过各式作与做的形式，以及我们的感觉经验或是情绪来同化我们。 而长期以来，台湾政治斗争模式、论述构成，在解严、媒体的解禁之后，在愈益浮泛的媒体报导，与电视政治谈话节目中，逐渐激化为深具煽动性的言论、画面，以及发生在不同分类范畴的争斗场景。他们所共同展演出的戏剧性景观、重复的仪式场景，皆不断进行着召唤民众参与政党、国家、族群等共同体认同，以生产政党、媒体或是社会体制所私自欲求的权力资源。这些外在化了的认同与激情，透过特定语言模式、书写论述、符号展演，以各种可见的社会形式出现。他们召唤与建构了一种共同的感觉，这个共感又再转以不同的形式实践出现；这反复在台湾民主过程中，召唤民众激情的情境，正是Ranciere所说的：政治的美学体制，而且是美学化的政治现象，在每日不断建构“感觉分配(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的场域。感觉分配外在化自身为可感的形式呈现，总是指向一个特定的认同模式，并以外在化的形式再反复向感觉召唤个体以形式的实践再强化感觉分配的机制。感觉分配与形式两者间的交互作用，持续共同体的实践。讽刺的是，从特定共同体视野外来看此热烈的景观形式，它呈现的总是一种扭曲的美，一种骇人的神圣感。(或许是因为那神圣的脸孔因强烈召唤而越来越逼近？！) 透过感觉经验呈现自身的，原来是一张具有恐怖之美的脸孔。但对于沉陷于特定共同体激情内的一份子而言，或许它仍是美得足以让人为其赴死。在这个不断生成与安排自身的政治美学体制内，只有特定的事务可以特定的方式被感知、理解、可(被)见与可(被)说，以此维持我们对这位共同神只的无上崇敬；像在所有敬神的仪式场合里那样，(所以，请勿胡乱笑闹！)。此“崇敬”所造成的偏见，持续召唤更为纯粹与强烈的情绪：包括牺牲的骄傲、被护佑的喜悦与消灭敌对的热情，以及更为僵硬固着的理解与排斥。在台湾进行着如此白热化、鲜明、僵硬的感觉分配，和共同体的斗争剧码，幸而，或许因为仍然立基于更根深蒂固地、对平静社会生活的惯性，或是碍于法治规范的规训，当下的台湾社会，尚未，仅仅是尚未，发生过于血腥暴力的惨烈牺牲。但是，小至对劣质选举活动、具相同激情认同的团体暴力、不当教育体制、经济不景气、 新闻报导论述的自以为正义、热血的习以为常，或是习惯性采取特定的情绪模式，在正常社会生活中，暗自遵循不与不同政营的邻人讨论政治话题的社交合谐法则，或是，莫名地厌恶某个毫不熟悉的公众人物、对非己者的问题漠不关心…，大到对那些自圆其说的所谓正义、伦理与民主激情的认同、叫骂或漠然。在这些形式与情绪的仪式场景中，是否有什么被牺牲了？以致每个生活在台湾的人都感到怅然若失、无法忍受？既然情绪表现为感觉经验的说明，通常便具有一种形式化的规范性(regularity)， 此规范性立足于一共同体的普遍性上，响应各种外部形式刺激以合宜的行动。 也就是说，除了透过言说、身体行动、展演、艺术创作、书写工作等等，人的情绪表达，甚至属于更初步的感觉分配过程，受到美学体制的管理(police)。这个过程就是一种美学政治的实践过程，许多时候，这些情绪与形式内容，已远远超越戏剧里洒狗血的幻想剧码所欲达成的激情效果，完全消灭了仿真(mimesis)的阻隔，成为难以面对的现实。于是乎，像所有古早的文明传统那样，我们确实地以盛大的戏剧表演仪式，膜拜共同我们的神。三、奢侈的仪式与不敬者？（一）政治性谈话节目与全民大闷锅社会形式与文化形式，以及那些具有可见性的可感形式，都是作为共同体的呈现，也是共同体内分享者的生产。共同体的个人将对沟通和共有的情感，投注到形式的外在化实现中；这些形式，便是媒介。媒介既是Nancy说法中构筑在共同体与个人之间的媒介、社会形式，也是Ranciere的皱折、纠结(knot)或悬置，是不平坦连续的表面也是他者的空间所在。媒介既是做为社会文化，或共同体的形式，便具备制造对共同体进行想象与感觉的能力。在现代台湾社会，电视媒体仍然是最普遍重要的一种媒介，她具备了包含多种艺术形式再做转达的能力。台湾的电视媒体发展在解严，媒体开放与有线电视普及历程中，明显的，逐渐吸纳了传统意义上最有力的剧场形式的政治空间；八十年代社会运动中惯用的戏剧动员手法，如今也已和电视媒体动员相融合，　形成一种有力的动员形式，因而，其传播能力的效应反而成为许多问题的所在。在安德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