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研究综述(1)(2)
2017-04-18 01:13
导读：此外，袁进的《试论近代作家的崛起》(3)和《试论晚清小说读者的变化》(4)两文，分别就小说传播运行过程的两端——作家和读者的角度分析了他们在近代
此外，袁进的《试论近代作家的崛起》(3)和《试论晚清小说读者的变化》(4)两文，分别就小说传播运行过程的两端——作家和读者的角度分析了他们在近代的转型和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于近代小说的深刻影响。王学钧的《文学报刊与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5)与朱晖的《近代报刊与小说的勃兴》(6)也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
二、新热点：陆士谔及其作品的研究
陆士谔是清末民初小说创作中最多产的作家，一生创作了包括《新中国》、《新上海》、《新水浒》等在内的百余部小说，可谓著作等身，同时期很难找出匹敌者。然而过去对他的作品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研究非常不足。这一情况在2000年下半年已有所改观，2000年10月8日至11日，“上海近代小说暨陆士谔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以此为契机，2001年的近代文学研究领域中掀起了陆士谔及其作品的研究热潮。
王学钧的《实录与评论：晚清陆士谔社会小说论》⑺称得上这方面的代表论著。该文以翔实的材料，论述了陆士谔的人生和文学选择。作者认为：“科举废止促进了职业小说家群体的迅速扩大和‘新小说’的繁荣，也进一步促进了文学的职业化和商业化，同时在创作上也出现一个明显的整体特征，那就是模式化。”陆士谔就是这类“晚清小说史的第三代职业作家”之一，属于晚清科举废止后“立宪”和“革命”并存时期的一位职业小说家。他的小说创作可分为两个阶段：晚清和民国年间，本文着力探讨了陆士谔晚清时期创作的社会小说。作者指出，陆士谔的这部分小说承袭了梁启超式的“理想派”政治小说和李伯元式的“写实派”社会小说两大基本范型。在内容方面，将自己的小说自觉地作为“史”来写作，在实录“客观”事实中贯注作者“主观”的议论和批评，属于“揭发暴露”式的纪实性新闻小说。与此相应，陆士谔的社会小说在结构上也沿袭了李伯元《官场现行记》和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形式，或“以作者的‘全知视角’直接对小说人物事件加以评论”，或以作品中的线索人物作为“直接的观察者和评论者，从而加强好奇性和新闻性”。陆士谔的这部分小说被本文作者命之为新闻札记体小说：“新闻包含梁启超所谓在‘客观’实录中贯之以‘主观’的阐发和评论之意，札记就是许多独立新闻故事的联缀，也即全景式地实录和批评社会现象，所以称为社会小说。”本文还以较多篇幅论述了陆士谔社会小说中的独特思想意义，认为他的小说中具有强烈的“生计”意识，贯穿着他对“生计问题”的关注，而且敢于大胆地“实录”发表评论，“如果不是从狭义的文学，而是从广义的文化解读，特别是市民文化的角度看，则有着他的独到价值。”通过小说中生动的描述和深入的批评，“陆士谔毕竟发现了商业化社会及人本身的商业价值化的基本秘密。”从而比较客观地评价了陆士谔社会小说的思想价值。汤哲声的《故事新编：中国现代小说的一种文体存在——兼论陆士谔〈新水浒〉、〈新三国〉〈新野叟曝言〉》⑻一文，以陆士谔创作的几部名著续书为主要研究对象，论证了这类著作在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作者认为，现代小说中“故事新编”式小说的始创者并非鲁迅，在他之前作出重大贡献者，以陆士谔为最。陆士谔的小说作品中，最有价值的是《新水浒》、《新三国》和《新野叟曝言》这三部：“因为这三部小说不仅表现出了陆士谔的政治思想和社会价值观，表现出了他的小说的创作风格，更主要的是，经过他的创作，‘故事新编’的小说文体最后得到了确立。”通过分析指出，这样的小说文体具有一些鲜明特征，它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作家本人的价值判断融会其中，使之有极强的讽刺意味。同时，在写法上，它常常借一点历史的因由而随意铺染，读者可以从作品人物的变异中得到新奇的感受，增加了阅读的兴趣。这些特征，使它成为“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具有很强生命力的一种文体。”在此基础上，作者还论析了以陆士谔这部分小说为代表的晚清“故事新编”小说的特征和价值。晚清“故事新编”小说具有现实社会的批判性、想象空间的开廓性以及叙事结构的创新性三大特征，这些特征都被现代小说继承，在现代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这篇论著将陆士谔的“故事新编”小说纳入中国小说文体形成的过程之中，从中凸现陆士谔小说在近代小说史中的地位，其角度和见解均有一定新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