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研究综述(1)(3)
2017-04-18 01:13
导读：香港学者洪涛的《陆士谔〈新水浒〉与近代〈水浒〉新读：论时代错置问题》⑼一文，将陆士谔的《新水浒》这部续书与原作对比，探讨了前者所体现出的
香港学者洪涛的《陆士谔〈新水浒〉与近代〈水浒〉新读：论时代错置问题》⑼一文，将陆士谔的《新水浒》这部续书与原作对比，探讨了前者所体现出的新的时代意义和作家的新思想以及独特的创作个性。纪德君的《陆士谔社会小说的叙事艺术》⑽则着眼于陆士谔小说的艺术特色方面，分析了这部分小说中的新的因素。此外，(韩国)崔溶澈的《陆士谔的著述概况及版本考察》⑾、陈年希的《陆士谔生平及著述年表正误、辨析及补遗》⑿以及(韩国)吴淳邦的《陆士谔的〈新上海〉和〈新中国〉》⒀等几种论著，也各有创见。
三、注重文学创作的地域特色：对同一地区作家群的考察
影响文学创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同地域的文学往往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本地域的自然和社会条件有关。就近代文学来说，有几个地区的近代文学成就非常突出，形成了几个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重要作家群，在近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将这些作家群放在相同自然、人文环境的大背景中，考察他们创作的共性与个性，论证这些作家群对文学近代化的积极意义，从而显示出他们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这无疑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郭延礼的《福建人文与中西文化交流》⒁是一篇立论新颖、材料丰富的力作。该文选取了近代文学史中人才济济、成就突出的福建作家群作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了几个在中西文学交流方面作出极大贡献的作家的重要成就，并且论析了近代福建独特的人文条件对该地区文人的积极影响。作者认为福建自古文化发达，人才辈出，有丰富的人文资源，特别是在近代，“福建既是抗抵外国殖民主义侵略的前线，也是近代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近代闽籍诗人、词人、小说家，可谓群星灿烂，在近代文学中占有显著的地位。作者列举了林则徐、张际亮、林昌彝、魏秀仁、陈衍等数十位福建作家，展示了福建一地人才众多的盛况，并且指出福建作家对中国近代文学史、文化史乃至思想史上贡献最突出、影响最大的是在中西文化交流这一领域。作者重点分析论证了严复和林纾这两位近代文化文学巨匠的成就，指出：“严复是系统译介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第一人，林纾则是翻译西洋文学最有影响的第一人。他们在翻译史上的光辉业绩已是有口皆碑。”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严译名著为中国近代知识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以自己的一套译著在中国建构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理论基础，“倘论中国近代译介的‘西学’，严译八大名著在当时可谓最系统、最完整、最具科学意义的西学了。”对于林纾翻译成就的评价，作者引入了一个新的视角，即“以译文为中心”的翻译批评标准，代替过去的“原著中心论”，从这个角度来说，林纾的翻译是对原著的再创造，他对原著的删节、增改，也遵循着一定的规律，是有意而为之，这样，就给了林译小说一种新的评价。本文还分析了近代两个在“东学西传”方面有重要贡献的福建文人——辜鸿铭和陈季同的成就，并且指出目前对辜鸿铭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对辜氏向西方介绍中国经典和传统文化的成绩，以及他在翻译上的贡献，都很少有人研究。”此外，作者通过分析还总结了福建文人思想和创作方面的鲜明特色，首先，福建地处沿海，对外交通方便，信息灵通，思想活跃，使得这里的文人普遍具有一种可贵的开创精神。作者以林则徐、严复、黄嘉略、辜鸿铭、薛绍徽、林传甲等人为例，指出福建人“往往得风气之先，富有一种进取精神，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无数第一。”其次，学习西方的自觉意识，在福建知识界萌生最早，而且比较突出；再次，爱国主义精神在福建人士身上表现得非常鲜明。这篇文章视角新颖，见解不凡，称得上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论文。张应斌的《嘉应诗人与诗界革命》⒂将以黄遵宪为代表的嘉应诗人为考察范围，展示了嘉应诗人对诗界革命作出的特殊贡献。作者指出：“无论是诗界革命发生的理论准备还是后来的领袖人物，嘉应诗人就占了半壁河山。”嘉应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文化环境使这部分诗人走在了诗国变法的前列。通过对嘉应诗人与诗界革命关系的探讨，揭示出嘉应文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独特意义。关于黄遵宪与诗界革命发生的关系，作者认为现行的中国文学史对诗界革命的描述不正确，黄遵宪早于梁启超二三十年就提出了后来视为诗界革命思想的核心理论，并同时开始创作新派诗，可视为诗界革命的源头(这点过去已有多人指出)。黄遵宪诗歌革新理论内容丰富，自成体系，是其思想文化革新理论的组成部分，它表达了诗歌革新和全面进行思想文化革命的时代要求。同时，作者探索了黄遵宪等人的超前诗界革命理论及创作的文化背景，认为岭东诗派和清代著名嘉应诗人宋湘是其精神文化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