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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与“天生的见解”(1)

2017-06-14 01:34 【内容提要】
文学的真理难以被发现，诗学难以成为科学，这首先是因为我们对于文学具有众多的“天生见解”。所谓“天生的见解”，指的是人们不假思索地搬用到文学批评（理论）中的各种常识和想当然的“观点”。人们不自觉地把作品中的人物当成人格性个体、认为作品是诗人运用艺术技巧表现某个主题（思想感情）的结果。 【关键词】 天生见解 常识 人格性个体 主题 诗学难以成为科学，因为对于文学，人们有各种“天生的见解”。此所谓“天生的见解”，指的是人们不假思索地搬用到文学批评（理论）中的各种常识和想当然的“观点”。“人人都是天生的艺术家”，这句名言有讨好大众的意味。现在说“人人都是天生的文学批评家”，这却是一句老实话。与其说人们自觉运用“天生的见解”，不如说“天生的见解”暗中决定着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态度，暗中支配着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思维过程。 王之焕的诗《登鹳鹊楼》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有一位唐诗专家说：“‘白日依山尽’中的‘白日’指明亮的太阳；‘依山尽’似不是指太阳落山、沉入黑暗，因为那样就不能穷千里目了，黑暗中即使登得再高，也不可能有千里目之奇观。这里的‘依山尽’……（指的）是太阳一直照到连绵山脉的尽头。”专家不同意把“白日依山尽”理解为“太阳落山”，是因为专家有这样的常识：“黑暗中即使登得再高，也不可能有千里目之奇观”。谁也无法否定这样的常识。只是由此把“白日依山尽”的字面含义说成是“太阳一直照到连绵山脉的尽头”，则固然显得新奇，但更多地是不可信。能够表达“太阳一直照到连绵山脉的尽头”这一含义的古汉语，大概是“白日照山遍”或者其它什么的，而“白日依山尽”的字面含义只能是指“太阳落山”。更重要的是，任何以常识为依据的文学批评，会遭遇其它常识的有力反对：即使是在最明亮的正午，一个眼力最好的人登上了最高的楼层，他能看见“千里目之奇观”吗？任何人想要看见“千里目之奇观”，他起码也得带上一副望远镜吧？其它常识还能发出这样的质疑：诗中提到的“鹳鹊楼”据说是在山西省境内，距离黄河的入海口总会有数千里之遥吧，一个人置身于鹳鹊楼的最高处，无论天气如何晴明，也不可能看见“黄河入海流”之“奇观”啊。再说，把诗中的“山”理解为“连绵山脉”，属于所谓的“增字解经”。总之，“天生的见解”会让我们顾此失彼，犯低层次的语言学错误——我们在犯这种错误时，还自以为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因而自鸣得意哩。古希腊的“芝诺悖论”中有“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悖论”：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因为每当阿基里斯追到乌龟曾经到达的地方，乌龟总是又向前移动了。《牛津西方哲学史》对此说：“芝诺悖论至今令那些脑筋不灵的人困惑不已”。[1]（P17）但悖论之所以是悖论，在于它是合乎逻辑的，在于它是人们根据逻辑所无法反驳的。“解悖”的历史超过了两千年，但悖论仍然巍然屹立在老地方，没有人能动摇它们分毫。《牛津西方哲学史》说悖论只是“令那些脑筋不灵的人困惑不已”。但“脑筋灵的人”只能是那些坚信常识的人——常识知道阿基里斯不费力就能追上乌龟，因而会“有力”反对悖论达到的结论。但这个“有力”说白了不过是“我不信”。悖论的意义因为我们的“脑筋灵”——对于常识的无条件坚信——而被遮蔽了。一旦不自觉地把常识转化为“天生的见解”，然后根据它们去面对所有的文学作品，那就意味着我们把那些不寻常的事物降低成了寻常事物，意味着我们对于不寻常事物的不寻常性视而不见。佛罗依德因为“天生的见解”作祟，也不自觉地把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当成了平淡无奇的东西。佛罗依德作为科学家，发现了人类的“深层心理”，但在面对文学作品时，这个“深层心理”概念就成了佛罗依德的“天生见解”：“深层心理”决定了作品中人物言行的性质，而作品中的人物归根结底就是你我一样的人。对于人物进行所谓“深层心理分析”，乃是佛罗依德贡献给诗学（文学批评）的著名方法。哈姆雷特遇上了复仇的好时机，但最终并没有拔剑刺向杀父的仇人——这是著名的“哈姆雷特延宕问题”。佛罗依德对此解释道：哈姆雷特之所以中止复仇，是因为哈姆雷特作为男人天生有“杀父娶母情结”，如今突然意识到仇人只不过是干了他哈姆雷特一直想干而不敢干的事情、突然意识到自己并不比仇人更纯洁，因此自惭形秽、两手发软。但这样的解释与哈姆雷特那段著名台词的意味乃是风马牛不相及：“他正在祷告，我现在可以下手了；我现在就下手；这样他就可以去上天；这样我也报仇了。这事还得考量：一个恶汉杀了我的父亲，我是我父亲的独子，因此就把这个恶汉送上天。啊，这简直像是受他雇来干的事，不是报仇……我如今乘他正在洗心赎罪并且最宜于受死的时候把他杀死，这算是报仇了么？不，收起来罢，刀，你等着更残狠的机会罢”。[2]（P587-588）佛罗依德的解释不仅与事实不合，而且也是杀风景的——所谓“等着更残狠的机会”，与佛罗依德所言“自惭形秽”相去何止千里啊。把作品中的人物当成是你我一样的人格性个体，乃是最顽固的“天生见解”，把它作为原理是不可能揭示文学杰作之奥秘的。“人物性格”在西方诗学那里是一个重要概念，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三番五次地说悲剧中的情节比人物性格更重要，这原本是宝贵的洞察，但亚里士多德绕了一圈还是回到了“人物性格”，因为亚氏认为自己所看重的“情节中的必然性”来源于对于人物性格的摹仿。直到今天，“人物性格分析”仍然是文学批评的基本工作。但哈姆雷特没有性格。只有我们凡夫俗子才有性格。谁只要去研究“哈姆雷特的性格”，他除了把伟大作品加以凡俗化之外，不可能得到真知灼见。在我看来，“虚无倾向”和“复仇欲望”这两种人性（精神体）共用了“哈姆雷特”之名。哈姆雷特这段台词是由这两个精神体的对话构成的。“他正在祷告”——这是“虚无倾向”为了戏弄“复仇欲望”而创造出来的场面，它对“复仇欲望”产生了这样的诱惑：仇人现在并无防备，这是复仇的绝好时机。所以，“复仇欲望”一阵惊喜：“我现在可以下手了”；第二个念头离行动只有咫尺之遥了：“我现在就下手”。而“虚无倾向”适时地说出了这样的话：“这样他（指仇人）就可以去上天”。“复仇欲望”除了复仇并不顾及其它：“这样我也报仇了”。这时候，“虚无倾向”便主动地、“设身处地地”为“复仇欲望”着想：“这事还得考量……”。这段著名台词本质上是两个精神体的“内在对话”，是“虚无倾向”对于“复仇欲望”的捉弄，具有深邃的幽默意味——一切天才悲剧都有幽默意味。天才作品中的主人公没有人物性格，自然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内心冲突”。“逼上梁山”故事中的主人公是林冲。批评家们认为林冲有性格，而且林冲性格的主要方面是一个“忍”字，这表现为林冲举起了拳头却没有痛打调戏自己妻子的高衙内、而且反对鲁智深杀死那两个企图谋害自己的押解公人。批评家甚至指出林冲之所以“忍”的原因：林冲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不希望这个家遭受毁灭，云云。但林冲实际上一如哈姆雷特，并没有什么“人物性格”，更谈不上“忍”。林冲从来没有忍过，而是“能出手时必出手”。林冲只是“复仇欲望”的化身。林冲之所以不打高衙内，是因为高衙内不是真正的仇人，真正的仇人是陆虞侯和富安。林冲阻止鲁智深杀死两个公人，原因是一样的。对于真正的仇人，林冲没有手软过：陆虞侯第一次诡计失败后，愤怒的林冲“拿了一把解腕尖刀，径奔到樊楼前去寻陆虞侯，也不见了，却回来他门前等了一夜，不见回家……林冲一连等了三日，并不见面”。[3]（P60）我们不能设想这期间林冲一旦遇上了陆谦将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吗？林冲难道不知道，一旦杀了人，自己的“幸福家庭”——如果像我们的研究者所相信的那样真地存在的话——将会化为乌有吗？作品中的人物既然被认为是像你我一样的人格性个体，对于人物进行道德评判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做法了。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倾注了数十年的心血研究《红楼梦》，但是，一旦面对《红楼梦》中的那些“精彩小片段”，周先生所说的话却表明自己被自己的道德意识所累，譬如，周汝昌先生说：“（《红楼梦》）书也只写到第三十二回，便又写宝玉被父亲一顿毒打，几乎送命……贾环正和盛怒的严父撞个满怀，正要倒霉，他却立即心生毒计，马上跪下，秘告宝玉，说出了这样一段伤天害理、激怒贾政的话”，周先生的结论是：“贾环是毒极了”。[4]（P124）旺盛的道德意识使得周先生看不见“宝玉挨打”故事的神秘（超道德）意味。贾环的“秘告”固然是宝玉被毒打的一个原因，但问题是：贾环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会在这个时候“和盛怒的严父撞个满怀”呢？其实，导致宝玉挨打的原因除了贾环的“秘告”之外还有不少，而且无一例外地都有“偏偏”的意味：一、忠顺亲王府的长史官“偏偏”一眼就看见了宝玉身上的“红汗巾”，并且当着贾政的面揭穿了宝玉的谎言；二、“（宝玉）正在厅上干转，怎得个人来往里头去捎信”，然而，“偏生没个人，连焙茗也不知在那里”；三、“正盼望时，只见一个老姆姆出来。宝玉如得了珍宝，便赶上来拉他”，不曾想，“老婆子偏生又聋”。周汝昌先生无视这些“偏偏”的神秘意味，而只是放任自己的正义感这匹野马。如果所谓“贾环是毒极了”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也就有理由杀风景地作出判断：焙茗是玩忽职守的仆从。面对这一系列的“偏偏”，我们不应该单单抓住贾环“秘告”，并且说什么“贾环是毒极了”，而是应该长叹一声说：贾宝玉今天是怎么啦！为什么今天就发生这么多的“偏偏”呢？如果我们真地去追问何以会发生这么多的“偏偏”，我们距离文学的真理便只有一步之遥了。一件作品中只需出现一个这样的“偏偏”，它便算是天才之作了，短短的“宝玉挨打”故事中居然有这么多的“偏偏”，却又仅仅只能激起研究者的一腔义愤，这大概算是对于天才作品的一种浪费吧。最根深蒂固的“天生的见解”还有这么一条：作品是诗人的创造物，作品的一切价值都是诗人赋予的。这条“天生的见解”能够派生出许许多多的次一级见解，譬如：作品乃是诗人运用艺术手法表现自己某种思想感情（主题）的结果，换言之，文学作品被“理解”为命题作文一类的东西。到作品中去寻找所谓的主题，乃是现代许多研究者的基本冲动。郭英德、过常宝《中国古代文学史》认为：“元代社会传统道德的崩溃和涣散，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深沉忧患和强烈悲哀，也激发了他们维系纲常、端正人伦的责任感。只有复兴道德教化，才能挽救社会颓风，成为一种时代精神。《窦娥冤》正是把这种时代精神艺术化、审美化为戏剧冲突，借下层平民在信守道德与适应现实的两难抉择中的困境及其解脱，来表现道德破败的社会危机和挽救危机的不懈努力。”[5]（P233）这就不仅认为作家的目的（主题）在作品中存在，而且认为作家的目的甚至反映了某种“时代精神”。这段批评文字容易引起常人的认同，因为它是根据常识心理而说出的。批评家不仅抓住字面的东西而宣布窦娥是“下层平民”，而且说窦娥面临着“两难抉择中的困境”，总之，窦娥被理解为既弱小又善良。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