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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暴力与“仇恨政治学”(1)

2017-06-21 01:02 我一直觉得鲁迅先生离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十分遥远，以致不可轻易作为谈论的对象了，所以平时写文章也好，谈天也好，我几乎很少以鲁迅为话题的。这大概与少年时所处的环境有关。那时，鲁迅的作品和文章，是篇篇被奉为经典的，如《祝福》、《故乡》、《狂人日记》，《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刘和珍君》等等，都收进了中学语文课本，许多中学生顺口就能背诵一段。而毛泽东授予鲁迅那几个伟大“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和“旗手”的称号，更使他在我们的心目中变得近乎圣人般神圣了。人对神总是敬而远之的，再加上某种逆反心理，便成了我很长时间里觉得鲁迅可敬而不可亲，甚至有意回避的原因之一吧。　　之所以说是“之一”，是因为还有“之二”，那就是时代风气使然。众所周知，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文学走的是一条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从人道主义，人的主体性，到现代派、先锋派和后现代主义等等，一波接着一波，从未停歇过。这一时期的作家、评论家和文学青年（也包括我本人在内），开口闭口谈的是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罗伯·格利耶，以及纳博科夫、川端康成这些人，不仅以此为时尚，还争相学习模仿。曾经听人说不少80年代以后成名的中国作家背后，都能找到一个或几个外国作家的影子，这大概并不算很夸张的。在这种语境下，如果有人提起鲁迅，恐怕不仅不合时宜，而且会被人视为僵化、落伍，备受嘲弄和白眼相向的。除了这些被奉为“大师”的外国作家，也有一些中国现代作家重新受到热捧，被各种新出版的文学史和论著追认成了“大师”。如沈从文、林雨堂、周作人、张爱玲等。之所以说“重新”，是因为这些作家曾经“走红”过，但后来很长一段受到了冷落，甚至其人其文都被打入了冷宫，而现在的走红，不过是给予平反罢了。1980年代的中国社会主流是“拨乱反正”，连许多并不见得怎么杰出的“右派”作家也平反了，何况这些曾经的“大师”呢！所以，在那些外国大师的中国学生之外，又增加了一批沈从文、张爱玲、林雨堂、周作人的弟子。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便因此显得空前丰富、热闹和繁荣起来。　　但在这种百花齐放的局面中，唯独鲁迅变得落寞下来。所谓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文坛的风水也是如此，既然鲁迅先生在那么长的时期被当作偶像一样供奉，现在把他从神龛上拉下来，坐一坐冷板凳，似乎也不算过分。陈独秀晚年曾经撰文说过，当今毁誉之高之过者，莫过于对鲁迅先生矣。有人把鲁迅当作神，也有人鲁迅当作魔，其实，鲁迅既不是神，也不是魔，而是一个人。这样的话不可谓不中肯。但要做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远的不说，神话鲁迅者一直就大有人在，妖魔化鲁迅者更是不乏其例，那么“新时期”以后呢？这两路人也并未绝迹，甚至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更比一代强。新时期的造神者，大多是一些躲在书斋和学院内埋头做学问的教授和理论家，他们采取的仍然不外乎那种将鲁迅当作偶像供奉，让大多数人对他“敬而远之”的老办法，依仗寥寥的几本学刊或核心期刊，兢兢业业推出的研究成果，也仅限于专业的“鲁学”圈子内，他们这样做的成果之一，便是使鲁迅越来越像一个仅供解剖研究的标本和穿着旧式长衫的人物，变得既不可敬，也不可近，甚至像木偶那样，显得有些古板、教条、枯索，让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望而却步。所以，前些年有人提出鲁迅是阻挡中国文学进步的一块“老石头”，非搬掉不可，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相对于那种队伍日益萎缩的“学术化”和“神化”鲁迅的研究，“妖魔化”鲁迅的影响则显得声势浩大，蔚为壮观、生气勃勃得多。如果把当代文学看作一个不断“去鲁化”的过程，那么，这种“去鲁化”每向前迈出一步，都是以“批鲁”、“非鲁”和“骂鲁”为前锋的，而且每掀起一股新的“非鲁”和“批鲁”热，大都与某一时期的社会文化思潮密切相关。因此可以说，解读中国社会近三十年来的变化和发展，鲁迅先生仍然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人物。就这个意义上，鲁迅在当代倒是从来不曾“落寞”过的。　　其实，“非鲁”也好，“骂鲁”也好，也不见得是什么坏事。因为如果是有理有据的批判，甚或富于“颠覆性”、“解构性”的标新立异之说，对于众声喧哗的当代文化语境，或许都具有积极的建构效用。比如有人认为鲁迅的小说比不上张爱玲、沈从文和郁达夫，前几年，作家王朔也在媒体上放言，说鲁迅单凭那十几二十几个短篇小说，远远称不上文学大师，而且这种看法赢得了不少人的附和与喝彩，等等。尽管我并不同意王朔的高见，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契诃夫、博尔赫斯，以及胡安·鲁尔夫等人都不能列入“大师”之列吧？但这毕竟属于学术观点，见仁见智，人们尽可以放开喉咙各抒己见，深入讨论或争论下去。可如果是打着学术和思想自由的名义，采取的却是那种泼污水和栽赃的大多数学人所不齿的手段，就无法让人平心静气地去进行“交流”了。比如去年鲁迅先生逝世70周年之际，媒体上展开的新一轮“批鲁”热潮中，上海的一位“著名文化批评家”写了篇文章，题目叫《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文中通过一些似是而非或道听途说的“考证”，赫然将鲁迅推向了“仇恨政治学”的创始人宝座。按照作者的观点，“在经历了长期的摇摆之后，鲁迅终于置弃了已经残剩无几的爱语，也就是彻底置弃了爱的情感及其伦理，成为一个纯粹的仇恨主义者”。贯穿在鲁迅作品中的，“一方面是由肆无忌惮的嘲笑和酣畅淋漓的痛骂构成的杂文体话语暴力，一方面是冷漠绝望的遗书体话语仇恨，这两个要素便是殖民地鲁迅精神的基石。”　　作者还充满诗意地描述和分析道：“仇恨政治学在话语和建筑的摇篮中脱颖而出。其中鲁迅无疑是它的主要缔造者。此外，还有大批作家、文人和左右两翼的政客，均卷入了这场浩大的运动。在寒冷的北方窑洞，毛泽东无比喜悦地注视着这一上海石库门的话语革命。正在全力构筑‘毛语”的延安领袖，以非凡的热情，欢呼着与‘鲁语’的胜利会师，因为后者提供的仇恨与暴力，正是毛泽东推行民族主义革命的精神纲领。……是的，在毛泽东与鲁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乡村知识份子，出生于破产的乡绅家族、在乡下有一个怨妇式的妻子，热爱文学和天才横溢，热衷于建立话语权力体系、对都市（殖民地）充满乡怨与恐惧，他们也都抱着大革命情结，流露出对红色暴力的无限热爱，如此等等。但他们之间的最大不同在于：毛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一生都在进行实验，以完成对一个理想的道德中国的建构，充满农民式的乐观信念，并对世界保持着浓烈的爱意；而鲁迅自从抵达上海以后，便日益陷入恐惧、仇恨和绝望之中。他和殖民地都市迷津产生了严重失调，而他又无法改变这个格局。鲁迅在石库门里迷失，完全丧失基本的道德辨认的能力。他性格中的黑暗面开始强烈浮现，并且支配了他的灵魂。”　　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位文化批评家在对鲁迅作了这样一番空前大胆的形而上推论之后，又以小说家的笔法和想象力，对鲁迅进行了完全“形而下”的“解读”。按照作者的“考证”，鲁迅不仅曾经暗恋过被北洋政府杀害了的左翼女大学生刘和珍，和女作家萧红有染，而且是个“严重的阳萎患者”，并且成为导致他“最终丧失叙事和抒情能力而完全投靠文字暴力的另一原因”。“仇恨的话语鞭子飞舞起来的时候，也就是在殖民地罪恶遭到清洗之后，他才能感到肉体上的慰藉和欢娱。”这种纯属穿凿附会的臆测和想象，显然不再属于学术范畴，而是一种赤裸裸的“泼污水”和“栽赃”了。　　这位文化批评家的诛心之论，可谓将妖魔化鲁迅的浪潮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对于他的那些泼污水和栽赃，似乎并不值得我们一一去为鲁迅先生辩诬，值得认真辨驳的，倒是他那套十分富于雄辩的“仇恨政治学”宏论。　　应该说，所谓仇恨政治学的提出，绝非那位文化批评家兴之所至，突然冒出的灵感，而是肇始于1980年代以来的“告别革命”思潮的进一步推演。既然要否定和告别革命，当然要将所有与革命有关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斩草除根，彻底埋葬而后快。首当其冲遭致全面批判和清算的自然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毛泽东。一场“非毛化”的大围剿持续了近三十年之久，至今仍方兴未艾。而按照文化批评家的看法，“二十世纪下半叶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普遍的鲁迅崇拜思潮，实际上就是对仇恨话语以及暴力话语的崇拜。”毛泽东好像曾经说过，他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所以才有那一系列“伟大”和“旗手”的评价。既然如此，鲁迅被戴上一顶“仇恨政治学”的桂冠，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实际上，提出这种“理论创见”的不仅仅是文化批评家一人，鲁迅逝世70周年的前后，上海的一起新修订历史教科书事件，就在媒体上吵得沸沸扬扬，引起了各方面人士的广泛争议。我没有见过这套新版历史教科书，但据网络上流传甚广的《纽约时报》一则报道说，上海的新版历史教材“聚焦于叙述经济成长创新和外贸以及政治安定，尊重多元文化和社会和谐等，曾被视为历史转折点的法国大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不再受到高度重视……在高中历史课本中，毛泽东甚至被压缩到只在介绍国葬礼仪的组成部分降半旗那一课出现。”不难看出，新版历史教科书事件是滥觞至今的“告别革命”思潮的延续，也是知识界不少学术精英们长期以来孜孜以求地将中国拉入所谓西方主流文明秩序的进一步努力。复旦大学的一位历史学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将这种意图表达得淋漓尽致：“我首先就不赞成鲁迅对中国历史的这种讲法，鲁迅的这种历史观就是过去农民起义历史观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的小孩饱读水泊梁山这些相互杀人的东西，再读到鲁迅对中国历史的大简化，他会饮鸩止渴，会产生前几年我们知道的像马加爵这样的一种极端悲剧性的行为：既然我们打开书，我们的大文豪告诉我们，几千年的中国就是人砍人的历史，那今天我拿起刀来捅杀自己宿舍的同学，那并不是一个了不得的事情啊！”　　如此看来，这位复旦大学教授的观点和那位文化批评家，真称得上殊途同归，足可以引为同道和知音了。按照他们的洞见，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农民革命都是一群愚民和暴徒滥杀无辜的结果，至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无疑也是中国人违背世界文明理性，嗜血成性的一场人道主义灾难。毛泽东不仅应该彻底退出历史教科书，而且应该为他领导的中国革命给人类文明带来的灾难承担“罪责”。至于鲁迅，则由于他在其作品和文章中不遗余力地宣扬和鼓吹革命的“暴力”和“仇恨”，也不仅应该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武装革命，还要为20世纪后半叶的社会主义革命，甚至应该为几年前那个用刀捅死自己同学的大学生马加爵承担责任；以此类推，近几年发生的诸如胡安海、王斌余事件，鲁迅也难逃干系了。总之，鲁迅成了一切社会暴力的罪魁祸首，他不承担责任谁来承担呢？老天啊，如果这种罪名成立，鲁迅承担的责任，就绝非只是退出历史教科书，而真应该接受严厉的审判，甚至于要从坟墓里拉出来鞭尸了！　　然而且慢。凡历史固然都是人写的，但编写历史的人并没有凌驾于历史之上，操着手中之笔任意割裂、歪曲历史真相和历史人物的特权。换句话说，你们“去鲁化”也好、批判也好，甚至“泼污水”也好，都只是你们根据意愿和好恶叙述和塑造出来的鲁迅，真实的鲁迅是否如此，不能全由你们说了算，还需要广大的社会公众来加以认定和辨别才能作数。　　正如开头说的，我原本已为鲁迅离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十分遥远了，但现在有人既然不厌其烦地一再把他拎出来说事，倒使我心底悄悄产生了一种重新认识和走近鲁迅的意愿。　　那么，真实的鲁迅究竟是一个什么角色或模样呢？他是否真的像文化批评家描述的那样，是一个除了对身边的几个女性略微有几分温柔的“爱意”之外，生理和心理上都陷入了难以自拔的阴郁、冷漠和自私，妄自尊大，一味散布鼓吹暴力和仇恨的“变态狂”呢？　　我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恰恰相反，鲁迅是一个真正对人类和社会充满大爱的人。只是他的爱绝不是那种空洞抽象的所谓“博爱”。他爱的是那些长期受压迫和剥削的“被侮辱和损害”的人群或阶级。鲁迅之所以得出中国五千年历史都写满了“吃人”两个字，正是缘于对这些被侮辱和损害者的深切爱和同情。当然，按照博爱主义者的说辞，爱是超越阶级的，也就是说，不仅要爱那些被“吃”的人，还要爱那些“吃”人的人，就像耶稣传道时说的那样，“当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也送上去。”这样的话放在教堂里说说倒也颇为动听，但如果放在现实社会里，比如当一个人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或者将你赖以维持生计的财物剥夺殆尽，使你几乎难以苟活下去，并且在你身上再踹上一脚，骂一句“活该”时，我想无论是谁，恐怕也“博爱”不出口了。可是我们某些知识精英们，偏偏不承认这一点，既不承认“人吃人”的历史和“人压迫人”社会的存在，更不承认“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道义与法理上的正当性，硬是将他们自己都无法做到的“博爱”，当成普世价值强加给所有人，若不接受，便给你戴上一顶宣扬“阶级斗争”、“仇富”甚或“仇恨政治学”的大帽子。当然，知识精英们是主张自由的，但往往只允许自己的“思想自由”，如果有人主张与其思想相左的“自由”，就斥之为违反人类主流文明，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这样的逻辑也够霸道专横了。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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