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忠孝中的两难抉择(1)
2017-07-24 01:08
导读:文化论文论文,家国、忠孝中的两难抉择(1)应该怎么写,有什么格式要求,科教论文网提供的这篇文章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摘要:发生于公元554年的江陵保卫战是南北朝时期一场重要的战
摘要:发生于公元554年的江陵保卫战是南北朝时期一场重要的战争。王褒在这场战争中的降敌行为也成为了他备受后世诟病的缘由。但是。在整个降敌的过程中。其实梁元帝萧绎才是降敌的最终决策者。王褒只不过是这一政策的执行者而已。在是否降敌这个问题上。王衰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与挣扎。他的最终降敌是多方面因素导致的。 关键词:王褒;降敌;原因;心态 王褒(512~575年),字子渊,祖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王褒是南北朝时期重要的文学家、书法家,在梁朝时曾任吏部尚书,并且在江陵保卫战中被元帝任命都督城西诸军事。关于王褒在江陵保卫战中的表现,史书有不同的记载,本文试图通过对历史原材料的梳理、比较,厘清王褒降敌的历史真相,并从家风、士风的角度入手,探讨王褒降敌的原因和心态。
一、王褒在江陵保卫战中的表现及其降敌的经过
关于西魏平江陵及王褒降敌的经过,《周书》、《北史》、《南史》、《资治通鉴》均有记载,但这四部史书对王褒在江陵保卫战中的表现的记载不尽相同。《周书·王褒传》认为王褒在战争中已经尽了“忠勤之节”。在战争的前期他受命都督城西诸军事,“深自勉励”,但由于朱买臣等人的战败,他被贬为护军将军。城陷之后,他“犹欲固守”。王褒之所以降敌,完全是因为元帝已经出降,他迫于无奈,才与众人一起降敌。《北史·王褒传》的记载基本与《周书》相同,只是稍微简略,但仍然认为是元帝先降,王褒随后才与众人一起降敌。《南史·梁本纪下·元帝纪》则认为王褒在是否向西魏投降这件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他的建议,元帝才没有接受谢答仁的提议,突围去投奔任约,而是让王褒带着皇太子作为人质向西魏投降。《资治通鉴》是这四部史书中对江菠保卫战记叙最为详细的。据其记载。公元554年西魏大军南征。十一月初一。魏军渡过汉水,占领江津,切断了元帝东逃的道路。初二。元帝授命胡僧佑都督城东诸军事,王褒都督城西诸军事,全面备战。初五,魏军兵至栅栏前。十五日,粱军栅栏内失火,烧毁了几千家民房和二十五座城楼。十八日,信州刺史徐世谱、晋安王司马任约等在江陵南岸的马头修筑城堡。远远地作为声援。二十六日。王褒、胡僧佑、朱买臣、谢答仁等开门迎战,都败了回来。二十九日,胡僧佑被流箭射死,内外城军民惊惶失措。魏军倾巢而出猛攻栅栏,有反叛的人打开西门迎接魏军进城,元帝和太子、王褒、谢答仁、朱买臣等人退守金城自保,派汝南王萧大封、晋熙王萧大圈为人质,到于谨军中去求和。俄后,元帝人东阁竹殿,焚书毁剑,又命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书,此时谢答仁力劝元帝突围去投奔任约,而王褒则主张降敌,元帝最终信王褒而远答仁,答仁气得吐血,只好离去。于谨接到降书,要求太子当人质。元帝就派王褒送太子去。于谨的儿子知道王褒书法很好,就给他纸和笔,请他写字。王褒写下了“柱国常山公家奴王褒”几个字。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那么这四部史书的记载。以哪部最接近历史的真实面貌呢?王褒在江陵保卫战的表现究竟如何呢?我认为《资治通鉴》的记载是比较详尽具体的,其他的史书也从某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历史的真相。在战争的初期,王褒应该是如《周书》所载,一旦被委以总戎,则深自勉励、尽忠勤之节的。但是随着朱买臣的战败,胡僧佑的战死,他看清了战争的形势,他知道梁朝根本没有战胜的希望,于是他主张降敌。但是,王褒并不是降敌的最终决策者,从《资治通鉴》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梁元帝知道自己大势已去。所以焚书毁剑,并且下令让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而此时有“主逃”和“主降”两派。在这里,梁元帝显然是属于主降派的,他明明知道逃跑之事“事必无成。只增辱耳”,却还要拿这个问题问王褒的意见,其实只不过是想得到大臣对他投降行为的肯定而已,而王褒因揣度圣心,知道元帝想投降,所以在表态的时候,就顺着元帝的意思,说出了“不如降也”的主张。他这一说,就成了卖国求荣的千古罪人!因为,在封建伦理道德里面,可以有亡国之君,却不允许有卖国之臣,忠臣理应是为君主战死沙场的,而王褒竟然主张降敌,岂有不成千古罪臣之理乎?既然王褒主张降敌,已是千古罪臣,那么剩下的一切卖国行为也都由他来执行了!于是,当于谨要求以梁太子作为人质时,王褒只得再当一回历史的罪人,亲自把太子送到敌军之中。或许,从整个历史事件的表面记载来看,王褒是主动要求降敌的,但是,历史的真相往往是被掩盖在纷繁的表象之下的。在整个降敌的过程中,我认为,梁元帝萧绎才是降敌的最终决策者,而王褒只不过是这一政策的执行者而已。或许,在王褒的心里,他也是认同这政策的,也仅仅是因为这点认同,他才背负上了卖国求荣的千古罪名!至于《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上记载的王褒见于谨之子写下了“柱国常山公家奴王褒”几个字,虽然我们查遍南北朝诸史,也找不到同类的记载,但是,从王褒当时的行为和心态来看,我认为司马光的臆测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