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1)(2)
2017-07-28 01:39
导读：宋学虽居于清代官方学术的地位，但乾嘉时期的学术主流却是汉学。方苞、姚鼐等人追随程朱理学，对理学在乾嘉时期的延继具有重要作用。梁启超指出：
宋学虽居于清代官方学术的地位，但乾嘉时期的学术主流却是汉学。方苞、姚鼐等人追随程朱理学，对理学在乾嘉时期的延继具有重要作用。梁启超指出：乾嘉时期，汉学兴盛，“学风殆统于一。启蒙期之宋学残绪，亦莫能续。仅有所谓古文家者，假‘因文见道’之名，欲承其祧，时与汉学为难。”（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5、49页。）梁启超将乾嘉时期的理学传承之功仅归于古文家，有失偏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二）桐城派与晚清理学经世思潮
嘉道年间，中国进入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汉学家面对变局束手无策的窘况使知识分子纷纷调整学术路向，“对照现实的变局，汉学的无用性愈发明显，而宋学虽不一定是理想的选择，但当时复兴宋学的人还试着把学问与现实产生联系，而且发生过相当的效果”。（注：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乐谱》，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第24-25页。）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理学开始走向复兴，并笼罩上强烈的经世致用的特点。
活动于嘉道时期的桐城派代表主要为姚莹、梅曾亮、刘开、方东树等姚门弟子。与前辈一样，他们对理学的哲理层面并无太大兴趣，他们的目标集中在道德建设与经世致用两个方面，体现出强烈的理学经世特点。
程朱的伦理道德被姚门弟子视为重振乾坤的重要手段。在他们看来，以程朱理学为基础的道德信仰是社会须臾不可离的精神支柱，姚鼐的弟子孙鼎臣认为：“今夫天下之不可一日而离道，犹人之不可一日而离食。”（注：朱克敬：《儒林琐记雨窗消意录》，岳麓书社1983的版，第 56页。）他们认为汉学的流行使士人专注于训诂考证，宋学长期受到冷漠，直接导致了道德信仰的坍塌。刘开认为，汉学末流“以博为能，以多为贵”，“躬修心得，屏而不论”，使天下士子“语以忠信廉节之事，则惊愕而不欲闻”。（注：刘开：《学论上》，《刘孟涂文集》卷2，扫叶山房1915年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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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门弟子感叹风俗人心的沦落，自然包含争夺学术地位的意味。既然汉学导致道德败坏、天下失乱，那么支撑社会的精神支柱就应是宋学，学术的主导地位应易位给宋学。桐城派作为理学的崇奉者，竭力宣扬理学在兴起人心风俗方面的重要作用。刘开认为，程朱之学“其所严辨者，皆纲常名教之大，礼义廉耻之防，是非得失之介”，能够“扶植世道，纲纪人伦”。（注：刘开：《学论上》，《刘孟涂文集》卷2，扫叶山房1915年印本。）方东树说得直截了当：“必欲兴起人心风俗，莫如崇讲朱子之学为切。”（注：方东树：《重刻白鹿洞书院学规序》，《仪卫轩文集》卷5，同治七年刻本。）但他们在社会道德建设上并无多少新主张，只是对程朱义理的老调重弹，毫无新意。
姚门弟子还将理学与经世、治世联系起来，表现出强烈的理学经世思想。姚莹认为：“夫志士立身有为成名，有为天下，惟孔孟之徒道能贯一。”（注：姚莹：《复管异之书》，《中复堂全集·东溟文后集》卷6，同治六年刊本。）一生未仕的刘开也“负大志，区画世务，体明用达。”（注：姚莹：《祭刘明东文》，《中复堂全集·东溟文集》卷6。）他们不仅仅停留于口头上的宣扬，还在经世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中尤以抗英英雄姚莹为突出。
道德重建与经世致用在姚门弟子那里是有机联系的，道德重建本身就是经世治世的一个重要内容。桐城派文士认为一个有所作为的士人应以宋学为载体，承担起道德重建与经世致用的双重重任。方东树表述得很清楚：“陈编万卷，浩如烟海，苟学不知要，敝耗精神，与之毕世，验之身心性命，试之国计民生，无些生益处，……君子之学，崇德修慝辨诬，乘忿窒欲，迁善改过，修之于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达则兼善，明体达用，以求至善之止而已。“（注：方东树：《书林扬觯》，《书目类编》九十二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41516-415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