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1)(3)
2017-07-28 01:39
导读：姚门弟子虽认识到经世致用对重振理学的重要性，但他们相对低微的政治地位、难以引人注目的经世实践，并未使理学摆脱原有的窘境。理学最终是靠曾国
姚门弟子虽认识到经世致用对重振理学的重要性，但他们相对低微的政治地位、难以引人注目的经世实践，并未使理学摆脱原有的窘境。理学最终是靠曾国藩的经世之功才走向复兴的。
梁启超认为，清代学人对理学轻蔑状况的根本改变是在曾氏“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即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注：梁启超：《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5，第26页。）。而曾国藩加盟桐城派则在洋务运动前夕，即1860年左右。（注：参看拙文：《桐城派与晚清社会思潮》，《江海学刊》2001年第6期。）曾国藩的加盟使桐城派迅速走向中兴。众多士子聚集到他的磨下，形成了一个以吴汝纶、郭嵩焘等为代表的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可见桐城派的中兴与理学的中兴基本是同步展开的，都与曾国藩有着密切关系。
关于曾国藩理学思想及中兴桐城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少，结合本文主题，笔者于此强调两点：
其一，古文家与理学家的身份在曾氏身上是合二为一的，两者并不冲突，曾氏的理学经世思想基本上都是以桐城古文来表述的。
曾国藩与桐城派的联系源于他对古文的喜爱，据载：道光二十五年（是年曾氏25岁），“公寓长沙郡馆，会试不授，留京师读书，研究经史，尤好昌黎韩氏之文，慨然思蹑而从之。治古文词自此始。”（注：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页。）对古文辞的喜爱，使他注目于桐城古文一派，他曾说：“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注：曾国藩：《致刘蓉》，《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当时梅曾亮以古文名于京师，曾氏多次前往问学，以桐城正宗目之。曾、梅二人过往甚密，“昔日梅、曾诸老，声之冥合，箫管翕鸣，邈然不可复得”。（注：王先进：《〈续古文辞类纂〉序》，《葵园四种》，岳麓书社 1886年版，第30页。）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曾氏所以与桐城派“声之冥合”，还在于学术思想主张的契合，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共宗程朱理学。曾氏一生“致力程朱理学”，（注：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7、12页。）这就与“学行继程朱之后”的桐城派取得了学术思想上的一致。二是共主汉宋调和。“义理、考据、辞章”三事合一是姚鼐的基本主张。曾氏也明确表示自己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注：曾国藩：《致刘蓉》，《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并提出以“经济之学”、“治世之术”，即他所言的“礼治”来“通汉宋两家之结”。（注：曾国藩：《复夏甫书》，《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3。）三是共主理学经世。桐城派一方面坚守程朱义理，一方面强调经世致用，曾氏一生坚守理学，着力发挥程朱理学中的“事功”因素，对洋务的提倡与实践就是其理学经世思想的具体化。
曾氏在中兴桐城前，已树立起理学经世派大师的地位，“名重于京师”（注：黎庶昌：《曾大傅毅勇候别传》，《拙尊园丛稿》卷3，光绪乙未金陵状元阁印本。），加盟桐城派后，又成为古文派的文章领袖。桐城派古文成为曾氏阐述其学术思想的重要载体。《圣哲画像记》，《〈欧阳生文集〉序》等文都是他阐述理学经世思想的古文名篇。作为理学经世大师的曾国藩以桐城派古文阐扬理学思想，自然对理学在咸同时期的重振起到相当的促进作用。
其二，姚门弟子只是意识到经世致用对重振理学的重要性，但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基本无所建树。而曾氏不仅提出以“礼”为核心的理学经世思想，还有兴起洋务与镇压太平天国的“经世”之功。
曾氏理学经世思想中的重要观点是有关“礼”的思想，他直接将“礼”称为“治世之术”、“经济之学”。（注：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7、12页。）他试图用“礼”来沟通理学与经世，使理学具体落实到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中。曾氏把“礼”视为匡正人心、整治政事的灵丹妙药。“礼”似乎无所不能，不仅可以加强个人修养，还可治军治国。他曾说：“盖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注：曾国藩：《孔芝房侍讲刍论序》，《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56页。）把“礼”直接等同于“经世之术”，其缘由在于“《周礼》一经，自体国经野，以至酒浆廛市，巫卜缮橐，妖鸟蛊虫，各有专官，察及纤悉”。（注：曾国藩：《孔芝房侍讲刍论序》，《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56页。）经世致用显然成为他判断学术价值的重要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