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看古代文论经典的形(2)
2017-07-30 01:40
导读：综上所述，这些观点各有各的证据，各有各的道理，都有参考价值。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似乎存在着误区。我认为，《尚书》成书
综上所述，这些观点各有各的证据，各有各的道理，都有参考价值。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似乎存在着误区。我认为，《尚书》成书的时间，并非是《尧典》产生的时间；而《尧典》产生的时间，也并非是“诗言志”说的提出时间。因为，这些是不同历史层面的问题。在春秋以前，无私家（即个人）著述。一部书从形成到编定，往往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诗经》、《周易》是这样，《尚书》也是这样。而且，尤其像《尚书》这样的历史性典籍，又经过了一个由口传历史到书写历史的漫长的传播过程。鉴于此，我对“诗言志”的产生年代作以下几点考证：
首先，以西周青铜器铭文证《尚书》成书年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书面语言的书写方式。西周青铜器铭文作为西周时期的书面语言，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么，只要我们找到《尚书》与西周青铜器铭文有相同的书写方式的证据，也就可以确定《尚书》的成书年代了。基本的证据有五点：一是钱宗武指出，《尚书》“没有结构助词‘者’和句末语气助词‘也”’，“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语法现象”[5]。之所以“非常特殊”，就是先秦其他典籍没有这种书写方式。钱先生对《尚书》语言有全面系统的研究，因而这话是可信的。我通过对西周“利簋”、“卫盉”、“商尊”和“折觥”等青铜器铭文的阅读，发现也没有“者”和“也”字。春秋以后的青铜器铭文中有“也”字，如战国“新郪虎符”铭文等；二是西周青铜器铭文与《尚书》在记载“年月日”等时间时，都要在句首冠以“惟”字。诸如： 铜器铭文 《尚书》 佳（唯）三年三月既生霸壬寅（卫盉）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训》） 佳（唯）五月，辰才（在）丁亥（商尊）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毕命》） 佳（唯）五月（折觥） 惟二月既望（《召诰》） 佳（唯）甲子（利簋） 惟戊午（《泰誓中》）[6]
这并不是偶然的，说明两者关于时间有相同的书写方式。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对于时间的记载则有所不同。如春秋时晋国的“栾书缶”铭文，记载时间为“正月季春，元日己丑”。句首没有“佳”（唯）字；②三是关于“武王伐纣”的具体日期，西周青铜器铭文与《尚书》的记载是相同的。西周最早的青铜器“利簋”铭文记载为：“珷（武）征周，佳（唯）甲子（朝）。”《尚书·牧誓》记载为：“时甲子昧爽（周秉钧注云：“日未出时”），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就是说，武王伐纣的战役是于公元前1066年2月甲子日黎明开始的。这与《诗经·大雅·大明》“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朱熹注云：“会战之旦也”）清明”的说法是相同的；四是观点旁证。张其昀指出：西周“有些铭文，特别是一些前期铭文，就相当近乎《尚书》。”钱宗武指出：“今文《尚书》多为可信的商周古文，和商周金、甲文是共时的语言材料。”张先生是古文字学专家，钱先生既是《尚书》学专家，又是先秦语言学专家。他们的观点都是经过大量研究后提出的，因而是可信的；五是文献旁证。孔子所处的那个时代能够见到的编成的专书是很少的。据《论语》所载：孔子中年之前读得最多的是《诗》与《书》，引用最多的也是《诗》与《书》，晚年才开始读《易》，至于礼、乐当时很可能还未成书。又据《左传》记载：鲁僖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33年），晋国大臣赵衰就谈到了《诗》与《书》。可见《诗》、《书》在春秋初期就十分流行，而它们的成书时间还要早很多。总之，这五点证明，《尚书》成书于西周早期是完全可能的。
其次，从《尚书》“纪史”方式考证《尧典》（包括《舜典》）的成篇年代。今文《尚书》有三种纪史方式：一是按“年、月、日”等具体时间纪史，这是比较近的有具体时间可记的纪史方式，西周史多用此方式记载；二是没有具体时间的纪史，或时间模糊难记，或不必要记载时间，这是比较远的有零星资料可参考的纪史方式，殷商史多用此方式记载；三是在篇首冠以“曰若稽古”（我译为“据说古时候”）[7]四字的纪史，这是很遥远的依据传说中的口述历史资料的纪史方式，先商史用此方式记载。这当然是《尚书》编著者的纪史体例。从这种编写体例中，可知《尧典》是根据先商以来口口相传的历史资料编写成的。但是，它的成篇年代是什么时间呢？我认为，大致在殷商时期。主要依据有三点：一是上古时期“纪史”权力只在朝廷。从今文《尚书》看，史官文化较发达者，只有殷商和西周初期。在28篇今文《尚书》中，殷商时代占5篇，西周武王至康王时代占16篇。这个数字表明，商代不仅开始设置史官，也是我国史官文化的第一个发达时期；二是书面历史记载也是从商代开始的。据日本学者岛邦男从甲骨文记载中所建立的“殷商世系表”（见《殷墟卜辞综类》第556页），就可证明这一点。事实上，甲骨文中也有关于“尧”的记载。从尧到商末有1950多年历史，又处于由口传文化向书写文化的转型时期，口传资源的丰富，书写文化的激情和责任，都会促使当时的“史官”将商前历史记载下来；三是今文《尚书·商书》中“言”、“志”的高频率用字，也是《尧典》成篇于商代的最好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