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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和台港地区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1)

2017-07-29 01:22 如果从空海（遍照金刚）等日本遣唐使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曲籍携归本国算起，中国古代文论传入海外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这期间自然不乏阐释、研习之举，不过，说到海外学人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较为系统的研究，那还是近代以来，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的事。因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有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二是对研究对象有较为真切的了解。对于绝大多数海外学人来说，只是到了近代，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扩展，才揭去了长期以来蒙在古老中国文化之上的神秘面纱，使之得以窥见中国文学理论的真实面目，从而一改先前凭借道听途说、一知半解的主观臆测，真正开始了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学术研究。
当然，就研究的全面性、系统性而言，海外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尚不能与我们自己的研究相比。然而必须承认，尽管如此，海外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仍有其特殊的价值。首先，它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把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种异质文化的产物或表现来进行考察，而这是我们自己无法做到的。其次，它所采用的方法也与我们惯常使用的有别，而新方法的引入往往可以将研究导向新的层面，在我们司空见惯、习焉不查的地方有所发现。由此形成的看法、得出的结论无论与我们同或不同，都会给我们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东西，或印证我们已有的观点，或推翻我们既定的看法，或提醒我们注意到研究的不足，或启发我们尝试新的思路。即使是一种误解，也可能促使我们去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进而深化我们对问题的认识。
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海外学人的研究并未得到我们应有的关注，除了从比较文学研究的角度有一些零散的介绍之外，真正从古代文论研究史的角度进行总结的论述可谓凤毛麟角。这也许和古代文论研究者自身条件所限有关，同时也受制于长期以来我们闭关锁国的格局。毕竟实行改革开放的时间还不长，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面的国际交流刚刚起步，译介过来的海外汉学著述更是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视野，也给我们从这一方向总结古代文论研究史造成了困难。所以本文的撰写便不能不有一种材料匮乏、管窥蠡测之感。好在本文的目的并非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全面述评，而重在对问题、规律的探讨，而且，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还是有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使我们多少得以窥见海外学人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些情形，并得以在此基础上略作勾勒。
本文所用“海外”一词，按照通常的理解，指中国境外的国家和地区。从研究的实际情况看，主要是欧美和亚洲的日本、韩国学者的研究；此外，台港地区的研究也在本文论述的范围之内。所以本文拟分三部分来分别讨论日本、韩国学者的研究，西方学者的研究和台港地区学者的研究，这样不但易于行文，脉络清晰，也较容易见出各自的研究特色。
　　　　一、日本和韩国学者的研究
在海外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日本学者无疑是起步最早、用功最勤的。这也许是因为中日两国在文化上有一种血缘上的联系，且文化交流的历史频繁而悠久的缘故。从有关记载来看，至少在唐代，随着官方和民间文化交流的开展，中国文学已为不少日本士人所研习。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公元８０４年），日僧空海以学问僧的身份参与使唐，三年后归国。在《文镜秘府论·序》中，空海叙述了他的编撰动机：“贫道幼就表舅，颇学藻丽，长入西秦，初听余论。虽然志笃静默，不屑此事，爰有一多后生，扣闲寂于文囿，撞词华乎诗圃。音响难默，披卷函杖，即阅诸家格式等，勘彼同异。”他于是将唐代中士流行的诗格去同存异，汇为一册，“庶缁素好事之人，山野文会之士，不寻千里，蛇珠自得；不烦旁搜，雕龙可期”。中国文学对日本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空海所编之《文镜秘府论》，应该说是中国诗学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介绍到海外，虽然不免于粗浅，但到底开了先河。
此后千余年间，日中之间的文化、文学交流虽未中断，但作为专门之学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却是到了本世纪初以后才真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