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和台港地区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1)(4)
2017-07-29 01:22
导读：二是学风扎实。日本学者十分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尽可能将研究建立在一个牢固可靠的基础之上。较之其他海外学者，他们更注重材料的考辨，版本的校
二是学风扎实。日本学者十分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尽可能将研究建立在一个牢固可靠的基础之上。较之其他海外学者，他们更注重材料的考辨，版本的校勘，这虽然有其独到之便（日本保存了不少中国古代文论著作的善本），也与日本学者注重实证的研究态度相关。我们看他们的研究，第一步往往是对文本的细读，认真做好译注工作，在此基础上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如对《文心雕龙》、《诗品》即是如此。相应地，日本学者的研究多以论述的细致绵密著称。凡所考证，必刨根究底，穷本溯源；而所作结论，也力求论据充分，材料翔实，颇有清代乾嘉学派的遗风。若与同期中国大陆古代文论研究状况相比，日本学者很少受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干扰，也不特别强调古代文论的现实意义及诸如此类的意见，从而保持了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对于中国古代文论，他们似乎更倾向于作一种历史的研究，以认识其本来面目为目的。而这正是我们同期研究所缺乏的。在我们一些研究者看来，日本学者的某些选题实在过于琐碎、偏狭，可以说没有多少理论价值，这或许不为无理。但自另一方面看，他们也不像我们那样追赶潮流，将大量的精力用于几个有限的课题上，而宁可去研究一些小问题。譬如抓住一句话甚至一个字，多方征引，反复辨析，进而总结出某些有规律性的东西。所以题目虽小，研究却很实在。古川末喜选编的目录中有不少属于这一类型的文章，如魏晋南北朝的总论部分的《六朝时期“赏”字的例子》（小尾郊一）、《六朝诗中的“清”与“丽”》（大矢根文次郎）、《文学评语“遒”字的意义》（久保卓哉）、《魏晋之“论”》（横田辉俊）等。另外，中国读者较为熟悉的笠原仲二的专著《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１９７９），也是通过字源的考辨和字义的分析，来探讨中国古代美感意识的形成及衍变。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三是有一种不为人后的意识，一种学术上的自主意识。虽然研究的对象是别国的古代文学理论，而非自己民族的遗产，但日本学者却不甘于只是翻译介绍，他们还希望以自己的眼光来认识，进行研究，与中国同行相互交流。当然，日本学者这样做与历史上中国文论曾对日本文学产生过大的影响相关，因而这种研究便不只是一种纯粹的外来文论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中遇到与中国学者意见相左的情况时，他们并不盲从，其所征引中国学者的有关论述，也只是作为理解、看法之一种，而很少视为既定的、不可易移的真理。我们姑且不论具体见解如何，单就这种态度本身而言，的确有可称道之处。
韩国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状况与日本有几分相似。
首先是中国古代文论传入的时间差不多，都可以上溯到唐代。据韩国学者李钟汉的《韩国研究六朝文论的历史与现状》一文介绍，［⑥］早在公元９００年前后（唐代末期），曾于唐懿宗成通九年（８６８）入唐留学的崔致远所写的两篇文章已经引用了《文心雕龙》中的文字，这与日本空海大师使唐而熟悉中国诗学的经历颇为一致，只是这位崔先生没有将他所知道的中国诗学典籍整理出来，而空海大师则留下了传世之作《文镜秘府论》。而且，尽管接触中国文论的时间很长，但真正开始研究则是本世纪中叶以后的事。其次，韩国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是从研究刘勰、钟嵘等著名理论家及其著作开始的，而且研究的重点似乎也在魏晋六朝。李钟汉道：“韩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学重新开始研究的６０年代，其开端工作恰好是对《文心雕龙》、《诗品》的研究。”当时汉城大学教授车柱环首先对钟嵘《诗品》进行研究，于１９６１年完成了《钟嵘诗品校证》。这部著作和稍后完成的《校证补》在对照３０多种版本的基础上，对于勘正《诗品》流传中造成的讹误作出了贡献，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从而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此外，车柱环也是韩国第一个研究《文心雕龙》的学者。他在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７年间撰写了《文心雕龙疏证》，虽然只是开头的六篇，也得到同行的好评。总之，在韩国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面，车柱环是一个颇为引人瞩目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个开创者，同时还以其研究使韩国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为世人所知，第三，在研究方向和学风方面，韩国学者也像日本学者那样偏重考证辨析，故其学术影响主要在资料整理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