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和台港地区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1)(5)
2017-07-29 01:22
导读：继车氏之后，韩国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作了更进一步的研究。从李钟汉文和另一位韩国学者李章佑介绍韩国中国文学研究状况的文章我们知道，［⑦］到本
继车氏之后，韩国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作了更进一步的研究。从李钟汉文和另一位韩国学者李章佑介绍韩国中国文学研究状况的文章我们知道，［⑦］到本世纪８０年代中期，韩国已有两个《文心雕龙》的韩文全译本，一个是崔信浩的译本（１９７５），另一个是李民树的（１９８４）。虽说这两个本子主要参照日本兴膳宏的日译本因而价值不高，但对于使更多的读者了解《文心雕龙》却是非常有益的。［⑧］在理论研究方面，８０年代以来也发表了不少论文。至于《诗品》，除车柱环的《校证》之外，还有车柱环学生李徽教的《诗品汇注》（１９７０）和李哲理的《钟嵘诗品研究》。李哲理曾受教于李徽教，《钟嵘诗品研究》为其博士学位论文，论及《诗品》的研究概况、钟嵘之生平与文学观，和《诗品》之成书年代、版本、理论内涵等问题，并于篇末附有《诗品》详释。［⑨］对于魏晋六朝其他文论家如曹丕、陆机、葛洪等人，韩国学者也有专文研究，只是不及对刘勰、钟嵘那样深入。
韩国学者对魏晋六朝以外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如何，由于材料所限，这里只能暂付阙如。不过，李章佑文章提到，韩国学者已经出版了两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专著：一部是车相辕的《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１９７４），另一部是李炳汉、李永朱合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１９８８）。此外，车柱环在１９７３到１９７７年间陆续发表了从《孔子的诗说》到《袁枚的续诗品》共３８篇文章，而以《中国诗论》为总题。虽未出单行本，但显然是一部中国诗论史。从这些成果多少可以窥见韩国学者的研究之大概。１９９２年７月，韩国中文学界成立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会”，由李炳汉任会长，车柱环为顾问，会员有４０多人。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在韩国的境况。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总之，与日本学者的研究相比，韩国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仍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且后劲颇足，近２０年来的发展速度很快。相信正如李钟汉文中所说，假以时日，“必会有引人注目的新成就”。
二、西方学者的研究
从现有材料看，中国文学对西方产生影响，最早可以上溯到１８世纪初。通过海外贸易和传教士的活动，欧洲人开始接触到中国文化。１７３５年，法国传教士杜·赫德（L.P.du Halde）的《中华帝国全志》问世。这部洋洋四卷的巨著，谈到了中国的经书与文学，并摘译了元杂剧《赵氏孤儿》。这大概是欧洲人最早看到的中国文学译本。法国启蒙主义大师伏尔泰曾据此改编为《中国孤儿》，而引发伏尔泰改编欲望的，是体现在原作中的那种惩恶扬善的理性精神。这种对理性的突出正是当时欧洲人所理解的中国文学的特征。此后，诸如《好逑传》等剧本和一些中国古诗也相继被译介到欧洲。据说歌德在看了《好逑传》之后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和我们是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歌德还由此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⑩］歌德的这一思想。被视为对比较文学的突出贡献。
中国古典诗歌对１８世纪的欧洲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伏尔泰这样评价中国诗歌：“在这些作品中，作为主导的是一种睿智的调节，一种简朴的真实性，这与其他东方国家那种夸饰的风格大相径庭。”［①①］在伏尔泰那个时代，能对中国诗歌作如此理解是不容易的，这恰与后来意象派诗人的看法不谋而合。歌德对中国诗歌的倾慕，则表现为他模仿中国古诗风格而创作了《中德晨昏四时歌》１４首。１９世纪以后，随着大量的中国作品被译介到欧洲，中国文学对西方的影响更见明显。从作为中国诗学前导的角度来说，有两部作品尤为重要。一是法国贡古尔文学院第一位女院士朱迪丝·戈蒂叶（Judith Gautier）翻译的中国诗集《玉书》，该书初版于１８６７年，后被辗转翻译为德语、英语近１０个译本。二是英国人翟理斯（H.Giles）１９０１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这两部书对本世纪初叶的美国新诗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外，美国新诗运动的主将埃兹拉·庞德编译的《神州集》，埃米·罗厄尔与人合译的《松花笺》，则差不多成了当时诗人写作的范本。从意象派到象征主义，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一直持续不衰，以至于庞德宣称：中国诗是“一个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推动力，正如文艺复兴从希腊人那里找推动力”。［①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