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和台港地区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1)(3)
2017-07-29 01:22
导读：根据这些材料提供的情况，自５０年代以后，日本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视野日渐开阔，研究队伍也日渐扩大。围绕《文心雕龙》研究，魏晋六朝时期的文论
根据这些材料提供的情况，自５０年代以后，日本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视野日渐开阔，研究队伍也日渐扩大。围绕《文心雕龙》研究，魏晋六朝时期的文论也为日本学者所关注。尤其是钟嵘的《诗品》。１９５９年，弘前大学的高松亨明出版了《诗品详解》；１９６２年，在京都成立了以立命馆大学的高木正一为代表的“诗品研究班”，共有包括吉川幸次郎在内学者２０余人，他们共同对《诗品》进行注疏，于１９６４年到１９７１年陆续发表了《钟氏诗品疏》。在此基础上，高木正一完成了《钟嵘诗品》一书的写作，于１９７８年出版；而兴膳宏译注的《诗品》（１９７１）也得力于该研究班的成果不少。译注之外，还发表了不少理论研究论著。如高松亨明的《钟嵘诗品之研究》（１９５３）、高木正一的《钟嵘的文学观》（１９７８）、林田慎之助的《钟嵘的文学理念》（１９７８）、兴膳宏的《文心雕龙与诗品在文学观上的对立》（１９６８）和《诗品与书画论》（１９７９）等。
魏晋六朝的文论是日本学者研究的重点，除了刘勰、钟嵘之外，几乎所有较有影响的理论家及其著作都有专文论及。从曹丕、陆机、葛洪、沈约、萧统、颜之推，直到李充、挚虞、范晔、裴子野，乃至连我们的批评史都很少提到的北魏孝文帝、温子升、北齐邢邵，日本学者都作了研究。对这一时期文论的整体研究也有不少成果，如目加田诚的《六朝文艺论札记》（１９４７）和《六朝文艺论中的“神”“气”问题》（１９４８）、林田慎之助的《汉魏六朝文学论中情与志的问题》（１９６４）和《两汉魏晋辞赋论中的文学思想》（１９７４），兴膳宏的《文学批评的发生》（１９６５）等，都是其中较有份量的论文。
有关其他时期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自然也不在少数。古川末喜选编的《日本有关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文献目录（１９４５—１９８２）》共收入论著、论文５００余篇（种），虽然包括了翻译在内，但这数量也是相当可观了。从先秦儒家的诗论到清代梁启超、王国维的文学思想，举凡整个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略有影响的理论家或著述，没有不被研究到的。这的确不能不令我们感到惊异。在诸多研究者中，除了上文提到过的兴膳宏、户田晓浩之外，还有两位也很引入瞩目。一位是东洋大学的船津富彦，他的研究领域较为开阔，几乎涵盖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所有重要时期，在冈村繁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他。他于１９７７年出版的《中国诗话研究》不仅在日本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诗话的专著，同时也是世界第一部。另一位是九州大学的林田慎之助，他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汉魏六朝至唐代的文论，１９７９年出版了论文集《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该书被认为是日本研究中国中古文学理论“最充实、也最有系统的一部著作”（冈村繁语）。从研究选题的角度看，日中比较诗学的研究也较为突出，出版了两部研究专著：太田青丘的《日本歌学与中国诗学》（１９５８）和松下忠的《江户时代之诗风诗论——明、清之诗论及其吸收》（１９６９）。此外还有不少单篇论文，如小泽正夫的《古今集序与诗大序》（１９５６）、《古今集序与诗品》（１９５６）、《从比较文学上看到的诗病说与歌病说》（１９７８），小西甚一的《中世纪表现意识与宋代诗论》（１９５１）、《本意说与唐代诗论》（１９５３），以及久松潜一的《六朝诗学与古代歌论》（１９６０）和国崎望久太郎的《沧浪诗话给近世纪的影响》（１９６０）等等。由此也可看出，这一时期日中诗学的比较主要是偏重在影响研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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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材料，对于日本学界８０年代以来的研究现状我们知道的不多，不过从以上所述，可以肯定会有更大的发展，更多的成果。应该说，相比之下，在海外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日本学者的研究是最全面、最系统的，研究成果也是最丰富的。其研究特点，依我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起步较早。如前所述，在对中国古代文论作现代而系统的研究上，日本学者要早于中国学者。铃木虎雄于１９２５年出版的《中国诗论史》，无疑是中国古代文论史的开山之作，两年以后，中国学者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才问世，而且明确将铃木所著列为参考书之一。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船津富彦的《中国诗话研究》，在该书出版六年后，中国学者对诗话作系统研究的专著才陆续出版。［⑤］这虽然只是其中两例，却很值得我们思考。如果说，铃木虎雄得以着其先鞭是受惠于日本更早地接受了新学，从而在研究方法上领先于中国学者的话，那么船津富彦写作《中国诗话研究》并不占此优势，无论在方法的掌握还是材料的占有上，中国学者都更具条件。由此我们便不能不追问更深一层的原因。事实上，尽管在古代文论研究的草创时期，日本学者先行一步，但中国学者却后来居上，从２０年代到４０年代，其研究成果远远超出日本同行。而且，正是中国学者这一时期的研究所得，为后来日本学者的研究创造了重要的条件，然而自５０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古代文论研究偏离了正常的学术轨道，人为地延滞了古代文论的研究进程。而恰恰是在此期间，日本学者又大踏步地追了上来，客观地比较一下从５０年代初到７０年代末中日两国的研究状况，我们非但在质上不占优势，甚至在量上也难以称雄。这应该是我们引以为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