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和台港地区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1)(2)
2017-07-29 01:22
导读：１９２５年，铃木虎雄的《支那诗论史》出版，［①］这通常被看作是现代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嚆矢。是书共分三篇，分别论说先秦各家有关诗的
１９２５年，铃木虎雄的《支那诗论史》出版，［①］这通常被看作是现代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嚆矢。是书共分三篇，分别论说先秦各家有关诗的见解，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和明清诗论中的格调、神韵、性灵三种诗说。其中第三篇之第一章对唐、宋、金、元四朝的文论作了粗略的介绍，论及司空图《诗品》和严羽《沧浪诗话》。１９２７年，孙＠①工将该书一、二篇译出，易名为《中国古代文艺论史》，次年由北新书局出版。铃木虎雄这部书的出版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尽管该书有体例混乱、详略不一之病，却是第一部具有中国文学批评史性质的著作，为后来中国学者撰写文学批评史提供了借鉴。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指出：“自孔子以来至汉末都是不能离开道德以观文学的，而且一般的文学者单是以鼓吹道德底思想做为手段而承认其价值的。但到魏以后却不然，文学底自身是有价值底思想已经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所以我以为魏底时代是中国文学上的自觉时代。”［②］我们通常以为将魏晋时期视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见解始于鲁迅，其实鲁迅很可能是接受了铃木的观点。《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为鲁迅１９２７年７月间在广州的一次讲演，原文中“文学的自觉时代”七字是加引号的，这表明原有所本，但历来注家均置之不理。［③］以鲁迅对日本汉学的了解，尤其是鲁迅对魏晋文学的兴趣，他看过铃木原作并非不可能。倘若真是如此，那我们就不宜掠美，而应将这一观点的首创权还归铃木虎雄才是。铃木虎雄之后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并颇有成果的日本学者，当推出自铃木门下的青木正儿，他在１９３５年出版了《支那文学概说》，１９４３年出版了《支那文学思想史》，这两部书对于后来日本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很有影响。［④］
大学排名 二战结束以后，日本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更得到长足的发展。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后期开始，以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为起点，在日本一些大学里逐渐形成了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热潮。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以斯波六郎为核心的广岛大学，以目加田诚为核心的九州大学和以吉川幸次郎为核心的京都大学。他们的研究使《文心雕龙》成为一门显学，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如斯波六郎的《文心雕龙范注补正》和《文心雕龙札记》，目加田诚对《文心雕龙》全书的译注，均很能见出作者的汉学功力。吉川幸次郎本人有关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著述虽然不多，但出自其门下的兴膳宏、高桥和巳却发表了不少很有份量的论著，尤其是兴膳宏，堪称日本年轻一代学人中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突出人物。他于１９６８年出版了日本第一部《文心雕龙》全译本，并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其中发表于１９８２年的《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长达１１万字，从佛教影响的角度对《文心雕龙》作了细致的分析。此外，东京立正大学的户田浩晓对《文心雕龙》版本的考辨、译注，也颇不引为引人瞩目。他于１９７８年撰写的《文心雕龙小史》，是海外第一篇《文心雕龙》研究史的专论。概而言之，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日本学者对《文心雕龙》作了相当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在资料整理方面，先后出版了兴膳宏、目加田诚和户田浩晓的全译本，冈村繁的《文心雕龙索引》（１９５０）；在理论阐释方面；则有高桥和巳的《刘勰文心雕龙文学论的基本概念之研究》（１９５５）、目加田诚的《刘勰之风骨论》（１９６６）、林田慎之助的《文心雕龙文学原理论的各种问题》（１９６７）、安东谅《文心雕龙之原理论》（１９７６）和《围绕文心雕龙神思篇》（１９８０）等等。１９８３年，王元化选编的《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由齐鲁书社出版，该书收入日本学者自本世纪５０年代以来研究《文心雕龙》的代表性论文共１３篇，从而使我们对于日本学者的研究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还附带收入了冈村繁的《日本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况》一文，对自铃木虎雄以来日本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情况作了概述性的介绍，并附“主要学者及其著作（存目）”。另外，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出版的《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第二辑）登载了由古川末喜选编的《日本有关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文献目录（１９４５—１９８２）》。这两份材料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线索，加上一些译介过来的零散论著，日本学者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便有了一个粗线条的轮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