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看古代文论经典的形(3)
2017-07-30 01:40
导读：最后，再谈“诗言志”的产生年代。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如果按照人类文化史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作为口传文化中的“舜时乐官文化”现象，它的产生肯
最后，再谈“诗言志”的产生年代。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如果按照人类文化史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作为口传文化中的“舜时乐官文化”现象，它的产生肯定要比记载它的《尧典》成篇的时间要早得多。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我认为，《尧典》关于“诗言志”的这段记载，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看：一是从先商文化（不一定是虞文化，也可能是夏文化）流传下来的信息，诸如诗（准确地说是“歌”）、乐、舞浑然一体，尤其是“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神人以和”等，反映了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二是《尧典》成篇时代的文化信息，诸如“诗言志”等。很显然，“诗言志”并非是远古遗俗，而是从殷商时期萌芽的一种文化现象。殷商时期对于我国文化史的主要贡献是：进一步完善了文字（不仅是甲骨文，很可能还有书写在简册上的文字等，遗憾的是后者没有能够保留下来）；开创了书写文化（包括甲骨、简册等，如《尚书·多士》云：“殷先人有册有典”）的新时代；还为后世萌发了“诗言志”的种子。《尚书·商书》中“言”和“志”字的使用频率较高，如“言”、“朕言”、“众言”、“誓言”、“矢言”、“逸言”、“大言”、“箴言”、“嘉言”、“吉言”、“德言”和“浮言”等，又如“志”、“有志”、“厥志”、“朕志”和“逊志”等。古文《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逊于汝志”，就有“言志”的意思。同时，还有“殷人尚声”（《礼记·郊特牲》）的文化风气。这些都表明：“诗言志”产生的大致年代是殷商时期。 二、“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
关于“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今天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的探讨，存在着很大的难度。原因不仅在于该问题的复杂程度，而且对于其经典化过程的详情却无法了解。我们现在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依据现有的文献记载，加之合理的历史想像，对“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作以简单而谨慎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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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商代是“诗言志”说的创立时期。从上文的考证中可知，“诗言志”说大约产生于殷商时期。这既是本文提出的新观点，也是我们探讨“诗言志”经典化的基本出发点。原始音乐（包括歌、乐、舞）的发展，到商代时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据考古证明，从已出土的甲骨文中有18种乐器名称；还有出土的商代乐器实物有铜鼓、皮鼓、石磬、玉磬、铙、鎛、铎、铜铃、陶铃、埙等种类，尤其是出现了编磬、编铙和18枚铜铃组合使用的情况；基本上形成了“十二律体系”；从乐器出土的地点看，分布于今河南、河北、山东、陕西、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内蒙古等省区，表明了商代“乐政”的昌盛[8]。因此，《尧典》关于“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的论述，很可能就是商代音乐思想的基本反映。上文提到“殷人尚声”和《尚书·商书》中“言”、“志”的高频率用字，也能够证明这一点。所以，我认为，“诗言志”说创立于殷商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创立者有意采取了“经典化”的策略，一是将“诗言志”说放入《尧典》之中，二是假借“舜帝”之金口说出。也就是说，“诗言志”说是作为经典而创立的。因而，它一出现就是经典，就是权威。
第二个时期，从西周初年到春秋末年，从制度和实践层面对“诗言志”进行经典化。具体说，西周的礼乐制度，将“乐”（包括诗、乐、舞）仪式化、等级化和制度化。由于周王朝“制礼作乐”的需要，朝廷组织专人“采诗”和编诗，便形成了我国上古文化史上的第二部典籍《诗》（早期文本，即西周时期的诗歌）。由于朝廷的作为和政治的作用，从商代流传下来而又加入“周书”的《书》和《诗》便开始成为经典，“诗言志”便成为“经典中的经典”了。这是从制度层面对“诗言志”经典化的时期。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春秋时期，主要是从实践层面对“诗言志”经典化。大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赋诗言志”的社会文化思潮。从西周以来，《诗》不仅成为“雅言”的经典，而且成为朝廷和诸侯教育子弟的经典教材。所以，从朝廷到地方各诸侯国（邦）都培养了一批精通《诗》的人才。“最著名者有鲁季文子、季武子父子，叔孙豹、叔孙婼父子，晋之赵武、叔向，郑之子产，齐之晏子，卫之北宫文子，吴之公子季札等。”[8]由于当时可供子弟学习和人们阅读的书寥寥无几，大约只有《诗》与《书》而已。其中，《诗》更为特殊一些，它不仅是子弟启蒙识字的课本，又是礼乐制度的书面文本。因而它的传播范围更广，其经典化程度也更高，基本上形成了天下读书人无一不读《诗》、无一不晓《诗》和无一不用《诗》的局面。《诗》成为人们的知识资源、礼仪资源和思想资源。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里，逐渐形成了“赋诗言志”和“借诗言志”的社会文化风气。“此风大约兴起于僖公、文公之际，至昭公、襄公时最盛，前后流行约百余年”[9]。在政治、外交和士人言谈之中，人们往往将《诗》作为经典引用，借以表达自己的感情、愿望和思想（即“志”）。据统计，《左传》引诗181篇次，赋诗68篇次；《国语》引诗26篇次，赋诗6篇次。③高台会盟，华筵宴客，人们赋诗言志，才华俊爽，真乃“春秋一场大风雅也”（劳孝舆：《春秋诗话》卷一）。这些引诗、赋诗活动都与“言志”有关。《左传》中关于“赋诗言志”有四处记载：襄公十六年记载一处，“齐高厚之诗不类，……诸侯有异志矣”；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两处，“请皆赋，……以观七子之志”，“诗以言志”：昭公十六年记载一处，“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这些可以看作是对《尧典》“诗言志”说的具体实践；而“诗以言志”既是对“诗言志”说的发展，又是对春秋“赋诗言志”活动的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