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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理弗中土游记──浅谈《格理弗游记》最早的

2017-08-03 01:03 畸形的躯体在乱流中所映照出来的身影不只更大，而且更扭曲。
──《格理弗游记》第四部第五章中外翻译史上罕见的误译在中外翻译史上，像《格理弗游记》(Gulliver's Travels，旧译《格列佛游记》、《格利佛游记》或《大小人国游记》)这般普受欢迎却又遭到误译与误解的作品甚为罕见。甚至夸张一点地说，《格理弗游记》的中译史本身便是一部误译史，因为这部公认为英国／英文文学的经典讽刺叙事，在进入中文世界之后，不但易「文」改装，而且改头换面幅度之大不只是「一新耳目」，甚且是「面目全非」了。因此，这里便呈现了一个很吊诡的现象：一方面《格理弗游记》在中文世界里几乎是一部人尽皆知的儿童文学、奇幻文学之作，另一方面这种「盛名」反倒掩盖了这部作品原先在英文世界的经典文学地位，以及作者绥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身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讽刺作家的评价。换言之，过分强调这部作品中的奇幻成分，固然突显出这方面的丰富性，却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些从以往的中译便可明显看出。绥夫特的生平及作品简介绥夫特于一六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生在爱尔兰的都柏林，父母亲都是英国人。身为遗腹子的他，在一位长辈的资助下，就读当地的最高学府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跟随当时知名的学者、宗教人士学习，一六八六年获得学士学位。一六八九年前往英格兰，担任著名的文人、退休外交家、政治家田波爵士(Sir William Temple, 1628-1699)的秘书，一六九二年获得牛津大学硕士学位，尔后多次往返于英格兰和爱尔兰之间，一七○二年获得三一学院神学博士学位。伦敦是当时政治、经济、宗教、文学的中心，许多文人墨客都与政界人士过从甚密。绥夫特穿梭于伦敦与都柏林之间，一方面希望在英国文坛占有一席之地，结交许多文人朋友，包括当时诗坛祭酒颇普(Alexander Pope, 1688-1744)，彼此之间时有往返，另一方面也希望在政界发展，涉入惠格党(the Whigs)与托利党(the Tories)之争，写了不少宣扬政治理念的小册子，是托利党的一枝健笔。1 然而也因为涉入党派之争，得罪当道，未能如愿在伦敦获得任命，只得于一七一三年六月接受都柏林最大的圣派翠克大教堂总铎(Dean of St. Patrick's Cathedral)一职，直到一七四五年去世。绥夫特眼见爱尔兰在政治、经济上长期遭受英格兰多方压榨与剥削，心中甚为不平，提起如椽巨笔，发而为文，充当爱尔兰人喉舌，为民请命。时值新古典主义时期，讽刺文体(satire)盛行，他便以此文体撰诗为文，讽刺不平之事，匿名出版的《布商书简》(Drapier's Letters [1724])，迫使英国放弃改变爱尔兰币制的企图，纵使英国政府悬赏指认作者，有意追拿，许多人也明知是绥夫特之作，却无人向官府举发，他也因此被视为爱尔兰的英雄。〈野人刍议〉("A Modest Proposal" [1729])一文更建议爱尔兰穷人把稚子卖到英格兰充当佳肴，既可减轻人口压力，又可赚取收入。2 全文以看似为民兴利的动机、无邪的口吻、生动具体的形像，呈现英格兰剥削、吞噬爱尔兰的情景，为英国文学史上最有名的讽刺文。他也曾撰诗自悼，〈悼绥夫特博士〉("Verses on the Death of Dr. Swift, D.S.P.D." [1739])一诗长达四百八十四行，自白、自褒、自讽兼而有之。总之，他深知自己的长处在于犀利的文笔，特殊的发言位置，并善于选择适当时机积极介入，济弱扶倾，伸张正义，发挥最大的效应。这种情况正如萨依德(Edward W. Said)所说的：「知道如何善用语言，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是知识分子行动的两个必要特色。」3 无怪乎萨依德多年前便以「知识分子」一词相许，在晚近接受笔者访问时更推崇他为最伟大的英文文体家(stylist)。4在绥夫特的众多著作中，流传最广的就是一七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于伦敦出版的《格理弗游记》，当时他已年近六十，贵为圣派翠克大教堂的总铎。此书一出，不但颇受英国人瞩目，广为流传，不少人针对书中影射的人、事「对号入座」，而且得到外国人的青睐，第二年便出现荷兰文、法文、德文译本，第四年又出现意大利文译本，风行欧洲。然而由于书中有些讽刺过于露骨，伦敦书商莫特(Benjamin Motte)于初版时唯恐因文贾祸，于是增删、改写若干地方。绥夫特甚为不满，九年后在都柏林书商福克纳(George Faulkner)出版的作品集中，纳入了亲自修订的《格理弗游记》做为第三册，书前特以主角格理弗的名义撰写一函，批评遭到窜改的前一版本。5绥夫特四十岁左右罹患梅尼尔症，导致晕眩、重听，以后一直为此疾所苦，不少人认为他作品中的愤世嫉俗与他的身体状况有关。七十岁之后，痼疾益发严重，逐渐丧失记忆与心智能力，于一七四五年十月十九日逝世。绥夫特终生未娶，身后与红粉知己琼荪(Esther Johnson，即《致斯黛拉的日志》[The Journal to Stella]中的斯黛拉)同葬于大教堂的地下，遗产的三分之一(一万一千英镑)在都柏林创立第一所疯人院，6 甚具规模，至今依然是爱尔兰著名医院之一，以治疗精神病闻名。他除了为爱尔兰伸张正义，发扬人道精神之外，留给后人的最大遗产便是他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格理弗游记》。必也「正名」乎？Gulliver's Travels原名"Travels into Several Remote Nations of the World"（寰宇异国游记），在中文世界里最耳熟能详的译名是《大小人国游记》，顾名思义，就是主角到大人国和小人国的游记。然而对原作稍有认识的读者都知道，全书共有四部，依序为主角到小人国、大人国、飞行岛等国以及马国(慧骃国[The Country of the Houyhnhnms])的冒险记闻。前两部是分别到身躯比例为主角十二分之一与十二倍的异国冒险。第三部其实写作的时间最晚，内容也较庞杂，分述主角到数个异地的奇遇，透过丰富的想象，讽刺人类的痴心妄想。第四部尤其引发历代批评家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其中所描写的慧骃是理性甚或理想的化身，作者认同格理弗的言行举止，表达对于人类的轻蔑与仇视；有人认为作者是在讽刺极度推崇理性此一作法的虚幻不实；有人认为其实慧骃只是理性的马，既不是理想的人类，也不是借机讽刺人类的理想；更有人认为作者笔下连格理弗也没饶过，透过仔细描写他对慧骃的过度推崇，显示他判断错误、容易受骗、行为荒诞不经，甚至重返人类世界、回到故国和家园之后，依然格格不入。7就此书最通行的译名《大小人国游记》而言，此名简单明了、响亮易记，内容对称，既免去了第三部的纷杂枝芜，也避过了第四部的荒谬(人竟然不如马)。因此，这个版本尽管在内容上腰斩了全书，在书名上为了中文的音调而以「音」害义、掉反了顺序(「大」在前，「小」在后)，却几乎成了中文世界里家喻户晓的「儿童文学」经典，甚至是许多人所知道的唯一版本。其实，这种「腰斩」的现象并非不寻常，因为在英文世界里，也经常将前两部独立出版，当成儿童读物或奇幻文学。至于《格列佛游记》或《格利佛游记》，不但书名较忠实于原作，内容上也多能保留第三、四部。若细究本书的批评史，此译名仍有值得商榷之处。如前所言，不少批评家认为，主角到了第四部时，因为极端推崇理性的慧骃，反而鄙视甚至痛恨同为圆颅方趾的人类，此荒诞行为显示他判断错误、容易受骗。而其姓氏"Gulliver"不仅甚为罕见，而且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gullible"一字(「容易受骗」)。因此，旧译「格列佛」或「格利佛」，虽然称得上是忠实的音译，但并未试图传达原文幽微、讽刺之处──毕竟像如此「不安于室」、汲汲为稻粱谋、三番两次拋妻弃子、远赴重洋，最后落得愤世嫉俗、格格不入的主角，如何与「悲智双运，觉行圆满」的「佛」相称。再者，以「佛」命名，在中文里也不多见。因此，笔者采取变通之计，将"Gulliver"译为「格理弗」，一方面避免过于标新立异，以致完全舍弃中文读者所熟悉的旧译「格列佛」或「格利佛」，另一方面有意维持原文中的意涵，暗示主角勇于冒险、敏于学习、致力于「格」物穷「理」，却屡遭拂逆，到头来却落得自以为是、窒碍难行、违背常理、格格不入、落落寡欢(「弗」)。虽然「弗」字依然不似中文人名，但相较之下，新译「格理弗」在音译方面不亚于旧译，在意译方面则企图兼顾原作之用心及其批评史中衍生的意涵。是邪？非邪？有待读者自行判断。此外，全书以讽刺时政闻名，甚至原伦敦出版商唯恐引来牢狱之灾，更动了若干敏感的内文。然而，旧译对于版本的歧异、书中的历史与文学典故，或者茫然不知，或者视若无睹，顶多以最通俗的版本中的略注为满足，未能提供相关的典故出处及文化、历史脉络，让读者除了了解表层的普遍意思之下，有机会一窥可能蕴藏其中的特定讯息，探索作者的用心、艺术手腕与再现策略，浅尝当时读者「对号入座」的乐趣，甚至以类似的眼光来观察自身所处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发掘其中的异同，进而对人生有更深一层的体悟。这也正是新译着力之处，希望配合绪论、译注及其它相关资料，进一步呈现原作之丰富奥妙，以及跨越语言、文化、历史疆界之后，在另一时空中可能展现、绽发的新面貌。早期的三个中译虽然一般人以为清末民初的翻译名家林纾与人合译的《海外轩渠录》是此书的第一个中译，其实不然。此书的第一个「中译」《谈瀛小录》其实是改写，于清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五至十八日(一八七二年五月二十一至二十四日)连载于当时的《申报》(比一八九九年林纾的第一本中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早了近三十年)。细观此《申报》版便可发现几项特色。首先，此时《申报》初创，报上还刊登广告希望民众能加入提供信息的行列，而由该报内容可充分感受到「开民智」的意图。其次，《申报》版并未署名，以致不知究竟出自谁人之手。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此人精通中英文，必然是极少数涉及洋务的高级知识分子，甚至可能是清廷遣派出国学习富国强兵之道的留学生，或西洋传教士训练出来的外语人才。尤有甚者，此文夹在其它新闻报导与评论之间，就该报体例而言，呈现了虚实夹杂的现象。就是这种「虚实夹杂」的编排方式，反倒使得读者「虚实莫辨」：若读者「以虚为实」，固然不是译者与编者所愿；但若因而「以实为虚」，连带对其他的新闻报导与评论起疑，则更有违报纸的初衷。另一种想法──这应该也是编者的想法──便是：读者通晓文学与文化成规(literary and cultural conventions)，对于译者和编者的策略「默而识之」，因此非但未受其影响，反而因为自己的默识能力(competence)，自由出入于虚实之间而沾沾自喜。《申报》版所采取的写作／改写策略，也有意加强「真实」的印象。其实，绥夫特的原作便谐访(parody)当时流行的游记，以自述的方式强调其为「纪实」。然而《申报》版开头不是格理弗现身诉说自己的冒险，而是以「头上安头」的方式，加了一段文字，指称有人发现数百年前之「遗稿」，因而提供给报社披露。整个文本依照该报体例，以文言撰写，没有标点，更把主角转化为中国东南沿海人士，经常须赴海外经商，一次遭逢海难，死里逃生，醒来发现自己被绑在地上，接下来便是此人在小人国的奇遇。然而，连载不过四日，最后一期还说会续载，却不知为何戛然而止，毫无下文。笔者个人猜想可能有几个原因：文言精简，每日连载，耗稿量大，翻译不及，无以为继；虚构之文与报纸的纪实性质不符，夹杂其间，即使读者能默识文学成规，依然难免不伦之讥；正式发行之后，报纸走向较为明确，稿源渐趋稳定，不再需要翻译奇幻之文，以充篇幅。再者，就报纸而言，读者的反应想必也扮演相当程度的角色。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