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出位之思(1)(2)
2017-08-04 06:59
导读：可以想见，作为思想家和理论家，哈贝马斯自然不会停留在经验材料或感性情绪的层面上，去替战争以及德国的参战“说情”。他不仅能够而且善于不失时
可以想见，作为思想家和理论家，哈贝马斯自然不会停留在经验材料或感性情绪的层面上，去替战争以及德国的参战“说情”。他不仅能够而且善于不失时机地把“说情”提高到一定的理论层面，具体说是提高到政治
哲学的高度，使之成为“说理”，因而读起来似乎也就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比如对于德国参战这一点，我们知道，德国参战，最初并非一帆风顺，在国内国外都是受到相当大的质疑和拷问的。德国外长菲舍尔在战争期间绿党党代会上所挨的“泼墨”就是最好的说明。有消息说，哈贝马斯撰写此文，与菲舍尔当时的尴尬处境大有关系。这点我们暂且不管，还是来看看哈贝马斯究竟是怎样来替战争说理的。
哈贝马斯文章的关键之处在于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即所谓“法律和平主义”（Rechtspazifismus），以此来为战争开脱，为菲舍尔和沙尔平开脱。哈贝马斯指出，“法律和平主义”和“现实和平主义”有所不同，它“不仅想从民权的角度，而且也想在一个合法的全球秩序中，把主权国家之间潜在的战争消灭在萌芽状态”。
哈贝马斯的这个概念当然不是什么新创，而是对从康德到凯尔森（Hans Kelsen）的政治哲学理论的转化得来的，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德国政府没有忘记过去，也没有违背传统，更没有违背基本法，相反，他们是成功地把古典政治哲学中的合理内涵付诸了实现。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德国人参战，不是作为单纯的“德国公民”，去干预南联盟的内政，而是作为“世界公民”，去帮助同样作为“世界公民”的科索沃阿族人，以及作为世界公民，但“处于独裁统治之下的塞尔维亚人”。
于是一个新的问题就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来理解“民权”和“人权”呢？哈贝马斯认为，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不但经济问题要放在全球化的角度来思考，政治问题（特别是国际政治问题）、法律问题、文化问题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要纳入到全球化的思维框架中。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哈贝马斯从全球化的角度对民族国家和民主制度提出一整套的看法。这本是他和德国总理施罗德在1998年的一次文化论坛上讨论的主题。对于这次讨论，我们将另文介绍。这里暂时把这件事交代出来，或许会有助于大家更好地理解哈贝马斯此次“出位”的现实原因。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哈贝马斯一方面充分肯定，民族国家作为现代政治的行为主体，曾经为现代性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随着
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和扎根，民族国家已经和现实秩序之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在某些方面甚至对现代性的自我超越和自我转换构成了障碍，比如，对于民主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以及民主制度转化过程中民权和人权的实现和保护等等。因此，民族国家向“跨民族国家”转变，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向以“跨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转换，便成为当务之急；与此相配套的就是，民权必须转变为世界公民权，对人权的保护也就必须从全球的角度着眼，也就是说，人权问题已经远远不是“主权国家内部的事务，而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事业”。
理清了哈贝马斯的思路，再来结合科索沃问题，哈贝马斯的结论也就一目了然了：北约的军事打击也好，经济制裁也好，都不是古典意义上对一国内政的干涉，而是一次“正义行为”。这次行为既有行为合理性，也有手段合理性，更有目的合理性。因为“从古典意义上说，北约的行动的确是对一个主权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是对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的破坏；但是，在现代人权政治前提下，这种军事干涉应当可以说是一次庄严的使命，因为它得到了民族共同体的授权（尽管没有得到联合国的同意）。因此，科索沃战争可以说是古典的国家民权向世界公民社会普世权利的一次飞跃”。
哈贝马斯所说的“得到民族公共体的授权”，其中的民族共同体是指欧盟。那么，对于北约行动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这一点，哈贝马斯又是如何解释的呢？按照哈贝马斯的跨民族国家理论，联合国本来应该是一个现实的载体和美好的理想形态。而且，当初成立联合国的根本宗旨，也就是要克服民族国家所存在的一些弊端，以便更好地维持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以及在国际范围内保护人权。但是，在哈贝马斯看来，现实中的联合国已经无法承担跨民族国家的使命，因此，从机制上来看，联合国应当在现有的安理会之外，再加设国际刑事法庭以承担司法解释的任务；加设由各国政府作为代表构成的国际议会，以代表各国公民同时也是世界公民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