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近代文学中的忧患意识(1)
2017-08-06 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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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学的忧患意识,是作家对实现人生理想的深邃思考,是历代
一 文学的忧患意识,是作家对实现人生理想的深邃思考,是历代进步作家对国家兴亡、人民苦难深切关怀的艺术表现。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于《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一书中认为:“忧患意识普遍地存在于中国艺术之中,决定了中国诗词的独特基调。”而这种忧患意识,在中国近代文学中表现尤为突出,它始终贯穿于近代文学的方方面面。 近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位诗人——龚自珍,早在嘉道年间就以敏锐的眼光,洞察到封建社会“日之将夕,悲风骤至”、“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的衰世到来。他以饱含忧患的诗文抨击时政,起到了“伐鼓撞钟”般振聋发聩的作用,成为具有历史路标式意义的诗人。继龚自珍之后,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相继觉醒,涌现出魏源、林则徐、张维屏、张际亮、林昌彝、梁廷楠、周济、汤鹏、鲁一同、朱琦、姚莹包世臣等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作家和文人学士,他们把审视的目光转向动荡与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倡言“经世致用”之学,为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以犀利的笔触,写下很多满怀悲愤、饱含忧患的诗文。林则徐禁烟未果,虽遣戍伊犁,但仍忧患国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2)充分表达了一位“封疆大臣”在民族危亡之际,以国事为重的赤诚爱国之心。中英鸦片战争在广东燃起,英国侵略者的野蛮残暴,广东人民抗英斗争的英雄事迹,激起年已60的诗人张维屏的义愤和爱国热情,写出《书愤》、《海门》等忧时愤懑之作,生动地展示了人民群众反侵略斗争的壮丽场面,盛赞三将军英勇捐躯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道光二十一年,英国侵略者魔爪继续伸向我国东南沿海,厦门被占,定海、宁波沦陷,镇江失守,台湾危急,侵略军的残暴,人民群众惨遭蹂躏,引起闽籍诗人张际亮、临桂作家朱琦、浙江镇海诗人姚燮等的忧虑和愤慨。他们“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身之所阅历,心之所喜怒哀乐,口之所戏笑诃骂,一皆托之于诗”⑶。朱琦抒写的《老兵叹》、《感事》、《关将军挽歌》,姚燮的《闻定海城陷》、《北村妇》、《兵巡街》、《捉夫谣》,魏源的《江南吟》、《寰海十章》,龚自珍的《己亥杂诗》,金和的《围城纪事六咏》,贝青乔的《咄咄吟》,林昌彝的《杞忧》等等诗篇,或揭露清朝统治者的腐败和庸臣的卑怯投降,或暴露英国侵略军淫掠中国人民的罪行,或描写人民群众奋起反侵略的斗争,或悲愤国土沦丧,或歌颂爱国将领的凛然正气。他们从血与火的现实斗争生活中选取题材,多采用组诗或乐府诗体形式,透过白描和典型化手法,把自己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融化于具象描写之中。二 中国文学中的忧患意识源远流长,并非稀见。从屈原到李、杜,从陆游、范仲淹、辛弃疾到吴伟业和清初三大思想家的诗文,无不渗透着安社稷、济苍生、建功立业、匡时济世的忧国忧民、反侵略反压迫的忧患意识,但是,只要我们拿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所表达的忧患意识加以比较,就不难发现,近代文学的忧患意识有以下鲜明特点: 1.反对封建统治的民主意识的觉醒。 在近代以前,作家们是站在“忠君”的立场,从维护封建统治阶段利益出发而寄寓自己的忧患济世之才的。如岳飞的《满江红》,“悲切”的是“靖康耻,犹未雪”,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为的是“朝天阙”。杜甫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但谁又能否认杜甫基于“忠君”的爱国思想的?屈原
诗歌在表现其无限的忧患之时,不又在时刻盼望能得到楚怀王的重用呢?诸如此类的“爱国”、“忧患”都有一前提——忠君。 中国近代文学作品则发生了新的变化,作者目睹民族灾难深重,忧患意识已冲破“忠君”和儒学伦理观的束缚,而是站在全民族利益的高度,去洞察时局,关心民族,倾诉自身的忧愤和关切之情,近代作家均以自己的创作寄寓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作家开始抨击清王朝统治者投降卖国的可耻行径,表达了他们无比的愤慨和忧患意识。“血洗舟山浪作堆,羽书又报海南来。英雄效死偏无地,上相筹边别有才。竟尔和戎曾地割,是谁揖盗把门开。从今敢笑陈涛败,房官犹曾战一回。”⑷陈天华在他的小说《狮子吼》里满怀爱国热情,尖锐地揭露了满清王朝的残暴统治和那拉氏的专横侈糜,他向全国人民大声疾呼,只有起来推翻这“洋人的朝廷’,才能驱逐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在第八回中作者借民主革命烈士审血诚怒斥最高统治者的话,表达自己对满清统治的愤怒。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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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于古典与现代之间——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