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一时代与文体视野中的张岱小品(1)(3)
2017-08-06 04:04
导读：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张岱与其说是"晚明"小品的殿军，毋宁说是"清初"小品的白眉，他的创作不是晚明公安、竟陵的余绪，而代表了小品在明清易代后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张岱与其说是"晚明"小品的殿军，毋宁说是"清初"小品的白眉，他的创作不是晚明公安、竟陵的余绪，而代表了小品在明清易代后的崭新动向。
二 "史文"两《梦》
近今人津津乐道于张岱的小品创作成就，晚明当代人亦沾沾自炫于小品"丽典新声"、"盛于昭代"（郑元勋编《媚幽阁文娱初集》卷首陈继儒、唐显臣序引郑元勋语）。然而，不为时人所动，亦无意于为后人预作铺垫的是，拥有很多小品名家知己的张岱，却并没有什么浓厚的"小品"情结。如其《祭周戬伯文》提到自己的生平所好与所遇之幸云：
余好举业，则有黄贞父、陆景邺二先生、马巽青（倩）、赵驯虎为时艺知己；余好古作，则有王谑庵年祖、倪鸿宝、陈木叔为古文知己；余好游览，则有刘同人、祁世培为山水知己；余好诗词，则有王予庵、王白岳、张毅儒为诗学知己；余好书画，则有陈章侯、姚简叔为字画知己；余好填词，则有袁箨庵、祁止祥为曲学知己；余好作史，则有黄石斋、李研斋为史学知己；余好参禅，则有祁文载、具和尚为禅学知己。
除了举业时文系其早年谋求仕进之道，游览、参禅、填词、书画为其前半生纨绔习气和名士风流所在外，古文、诗词与史学，乃其毕生文学与学术追求，这里并没有一字提到小品；所言黄汝亨、王思任、倪元璐、刘侗、黄道周、李长祥等虽都是晚明赫赫有名的小品大家，但他们却都是以其他身份被其看作人生知己，这进一步反映出张岱对小品的漠然态度。
会不会他的"古文"概念就是与八股时文相对的一般散体文学，已经包含今人所说的"与传统古文和时文相对"（14）、"替代传统散文（古文）在晚明时期独领风骚"（15）的小品在内？从他自认的古文三知己的情况和张岱对他们的具体评价来看，这种可能性不大；从他对整个中晚明散文发展的评价来看，更可以完全否定。就前者而言，王思任虽以小品知名，亦极看重传统古文，如将天台最胜处喻为"绕肠雄气，满腹古文，郁郁苍苍" （《王季重十种·游唤》） ，自述游记创作以柳宗元为鉴戒而兼取"苏长公之疏畅，王履道之幽深，元美之萧雅，李于鳞之生险，袁中郎之峭隽"（《南明纪游序》，《王季重十种·杂序》），借鉴古今古文名家远多于当代小品领袖；在今人所指的小品散文和古文体制的游记散文和议论散文等三类创作中，古文的成就更高，其中游记散文尤其"取得较高成就"，代表了王思任散文的主要特色（16）。倪元璐的题跋、短札固然时见小品灵气，但他对传统古文载道宗旨和创作取向的重视，更体现出古文载道派的本色，如云"柳子曰感恩报国，惟有文章"，"道之可以起智造力，无如是器良者"（《题张肯仲艺》，《倪文贞集》卷十六），"今之为文者不秉法古人而自不见性" （《吴澹人庶常别言序》，同书卷七） ；创作上获得的历史定评"文章典雅，为馆阁所宗" （《四库全书提要·倪文贞集》） 亦纯粹是就其古文体制的制诰文字而言。陈函辉，"海内称文章风流豪荡者，推天台陈君焉"（邵廷采《东南纪事》卷五《陈函辉》），其所擅的文章更与小品毫不相关，据存世文集和殉节前自著《寒山年谱》，十一岁"究心古学"，十二岁"作《仁物论》数千言"，十三岁"先太夫人口授《左传》、《汉书》，遂肆志学古"，四十岁"文满天下，多谈经济，不复言帖括铅椠业"（《孤忠遗稿》卷一），一生所好即格物论理、弘道济世的古文。张岱《王谑庵先生传》承认王思任"《及幼》小题，直与钱鹤滩、汤海若争坐位"，但更盛赞其游记散文"笔悍而胆怒，眼俊而舌尖，恣意描摹，尽情刻画，文誉鹊起"；其《石匮书后集》之《倪元璐列传》对倪元璐小品不着一字，而大力渲染其古文体制的奏疏"天下传诵，纸贵洛阳"，至称"上为拈之屏间"；同书《陈函辉列传》用大半篇幅一字不漏地收录其传诵一时的古文代表作《起义勤王檄》。凡此可见张岱对古文的垂青，而小品则难分其幸。就后者而言，《石匮书·文苑列传·总论》在批评明代八股害文，文风长期萎靡之后，云："孝庙（按即弘治）以后，文士蔚起，代不乏人，古奥如李空同，葩藻如何大复，华赡如李西涯，博洽如唐荆川，雄浑如李沧溟，苍茫如王弇州；后自七子之纵横，当世徐文长、袁中郎思以奇颖救之，而失于草率；刘子威、汤若士思以警练救之，而失于浓冶；钟伯敬、谭友夏思以澹远救之，而失于浅薄。"将晚明话语环境一直诟病不休的七子派和非七子派等明中后期诸大家古文，一体放在明代散文演变的历史过程中考察，突出其振衰起敝之功，并对各家风格不吝张皇赞誉之辞，而对晚明士人极为艳称的诸大家小品，则直指其"草率"、"浅薄"之失，如此字眼迹近对其创作态度和创作水准的整个否定，也极类后来四库馆臣对晚明小品的鄙薄用辞，两相对照，尽见张岱对古文与小品的抑扬取舍。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