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上海摩登与格调 ——读王安忆小说
2017-08-06 03:44
导读：文化论文论文，文革时期的上海摩登与格调 ——读王安忆小说应该怎么写，有什么格式要求，科教论文网提供的这篇文章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一 从九十年代未期起，国内学术界似乎兴起了一个对于阶层及品
一 从九十年代未期起，国内学术界似乎兴起了一个对于阶层及品味文化的热潮，一系列有关方面的译者陆续出版，例如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的 (Class: A Guide Through American Status System)、及《恶俗》(Bad or the Dumping of America)、詹姆斯·曼(James Man)的《品位》(Crass)和陈少珙(Machale Chen)的《阶层》(Class)等(1)。
有此现象出现，一方面可能与西方学术界对文化研究的风气传入国内有关，使国内学者对于这类生活格调的课也作较严肃的处理；另一方面也可能与陈少洪一书指出，中国自八十年代改革开始以后，拜金主义开始出现，形成了全新的社会阶层，并带来了生活格调的变化(2)。
有关阶层与生活格调的研究，既可以是
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但亦可以透过把文学作品当做文本分析，从中处理出一些头绪来。
八十年代冒起的年轻女性作家王安忆，被王德威称为现代海派作家代表人物之一，擅于对「海派」市民风格作重新塑造(3)。她的作品如《纪实与虚构》及《长恨歌》等，均能对上海市民生活作细致的描写。事实上，王安德在《长恨歌》中，已经花了部分篇幅向读者介绍六、七十年代上海淮海路上少女的生活格调，而其在近作《妹头》中，就更对文革时期淮海路上少女的摩登格调作出发掘，让读者可以感受到在那个物质贫乏、风气保守的年代，淮海路上的少女，仍然可以凭借着她们细密的心思，把上一代的布尔乔亚风华传承下来。
二 王安忆对六、七十年代淮海路的偏爱，在于那里女孩对于摩登与美的心思和追求，在《长恨歌》中:「上海这城市，你不会找到比淮海路的女孩更会打扮的人了。穿衣戴帽，其实就是生活
美学的实践」；以及「在六十年代未到七十年代上半叶，你到淮海路来走一遭，便能感受到在那虚伪空洞的
政治生活底下的一颗活泼跳跃的心。当然，你要细心地看，看那平直头发的一点弯曲的发梢，那蓝布衫里的一角衬衣领子，还有围巾的系法，鞋带上的小花头，那直是妙不可言，用心之苦令人大受感动」(4)。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王安忆欣赏那时的淮海路少女，就是她们在那困难的时期，仍能挖尽心思去追求那点滴之美。而她在《妹头》中，就更直接地指出淮海路是上海最摩登浮华的地方，小说内的两名女角妹头和玲玲均住在淮海路上的弄堂，王安忆说:「每一条弄堂里，都闲逛着几个不同届别的社会青年，他们吃着家里的闲饭，竟还追赶着摩登。住在这条街上，又是个青年，命运再不济，也逃脱不了摩登的浪头」(5)。
淮海路即民国时期的法租界霞飞路一带，李欧梵教授认为，民国时期的法租界比公共租界更富异国情调，霞飞路两侧种了法国梧桐，有各式各样风格的精致市郊住宅、教堂、墓地、学校、法国公园、
电影和咖啡馆(6)。事实上，民国时期的上海市中心区是由外滩、南京路、霞飞路及四川北路等金融、商贸集中路段为范围。这些地区是近代上海都市经贸活动的心脏、购物中心和娱乐世界。
有着这个背景，淮海路可以成为王安忆笔下六、七十年代上海最摩登浮华的地区便不难理解。不过，需要留意的是，1949年中共建国以后，上海的市民生活开始根据社会主义改造方向趋向大众化，即是指劳动人民化，是以低收入低消费作为市民生活。至六十年代初因资源缺乏而形成上海市民的困难生活时期。至七十年代未期开始改革开放后的上海社会逐步走向生活改善，上海人开始追求「吃好穿好」(8)。
但对于王安忆来说，六、七十年代的上海物质生活虽然贫乏，但却比文化大革命以后追求「吃好穿好」的上海来得有格调。在《长恨歌》中，主角王琦瑶的女儿薇薇成长于文革以后，王安忆对于那个年代的女孩，评价却低了很多:「薇薇她们的时代，照王琦瑶看来，旧和乱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变粗鲁了……上海的街景简直不忍卒读。前几年是压抑着的心，如今释放出来，却是这样，大鼓大噪的，都窝着一团火似的。说是甚么都在恢复，甚么都在回来，回来的却不是原先的那个，而是另一个，只可辨个依稀大概的」(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