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文学中的“他者”和日本女作家的战争观((2)
2017-08-06 05:26
导读：战败了的中国士兵不仅被作家歪曲为缺乏战斗力的乌合之众，还以逃兵的形象出现：“兵士也混在避难民中在山里头悄然隐藏起来。”作品详细描写了中国
战败了的中国士兵不仅被作家歪曲为缺乏战斗力的乌合之众，还以逃兵的形象出现：“兵士也混在避难民中在山里头悄然隐藏起来。”作品详细描写了中国士兵逃跑、抢掠财物、对伤员弃之不顾等负面行为。作家对中国士兵的丑化用意十分明显：南京之所以陷落，实则是中国军队自己的问题，而不是日军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掩盖了日军侵略的罪行。
(二)亡国奴的卑微和丑陋
《运命之旅》中着墨最多的是中国百姓。女主人公四襟年芳17岁，在南京一家酒馆里做工。男主人公黄土是夏港做鞋子生意的小商人。作家通过这两个人物表现了中国民众的自私、愚蠢和贪生怕死。南京陷落之时，国难当头的中国民众只顾逃命，既贪生怕死，又眷恋家财，每个人身上都背着大包袱，四襟还将锅碗瓢盆背在身上。黄土想到安庆避难，在江边找船时，一个无处去留的伤兵用乡下土腔哀求黄土带他逃命，却遭到拒绝。《运命之旅》通过刻画中国人的狡猾、猥琐来突出日军高大、善良、正直的形象。日本文人将人性中负面和丑恶的形象强加在中国人“国民性”中，体现出对中国人的极端蔑视。
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作家眼中的中国民众狡猾、自私、阴险、愚蠢而又贪生怕死，这些特征都代表了“笔部队”作家对中国人的歧视和蔑视。这种种族偏见，成为整个昭和时代(1926年12月26日一1989年1月7日)日本人对中国社会集体想象物的总体表征。
日本作家对近代中国形象的歪曲，源于在强大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下日本民族对中国的集体认知。《运命之旅》这篇小说代表了“笔部队”作家对侵略战争的国家主义思想认识，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形成了“他者”的视角。《运命之旅》中出现的几组中国军队如湖南兵与四川兵烧杀、抢掠当地居民的场面，无非是说明“中国军队的腐败行为给南京制造了混乱局面”。而对中国士兵的杀戮则成为日军维持治安的“合法性暴力”。贫穷落后的中国被日本文人视为缺乏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的国家，而侵略就成为维护秩序的合理性理由。诚如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战争意识：“事件的发生在于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激怒了损失惨重的日本军所致。”这成为日军实行暴虐的“正当性的强调”。林芙美子是“笔部队”赴中国战场的第一批成员，先后去过北平、南京、武汉等战场。作为特派记者，林芙美子是最早乘卡车进入南京的，亲眼目睹了南京大屠杀的暴虐场面。《运命之旅》这篇小说是完全站在歪曲历史的国家主义立场上，编造的一份掩盖日本军队残暴和兽性的谎言。一场人类史上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在日本女作家的笔下变成了和平的景象，从而从根本上否定和篡改了侵略战争的性质。《运命之旅》实际上是以林芙美子为代表的“笔部队”作家以诋毁、丑化中国人的方式为侵略战争开脱罪责。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二、“皇军拯救”观与“日中亲善”
与中国人的丑陋、自私、狡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人的善良、诚实、宽宏大量和体恤民情。为了粉饰太平，林芙美子在《运命之旅》中不断宣扬日本军队“军纪整然”，日本士兵与南京市民“和平相处”的假相。众所周知，日军攻陷南京后，疯狂地屠杀30万中国军民，这一数字目前仍为保守数字。林芙美子只字不提屠杀场面，却将日军美化成中国人的救世主。这些“不曾见过的整然的兵士”对待中国百姓和蔼可亲，非但不杀人，还给难民分发面包。致使黄土接面包时激动得手都哆嗦起来：“湖南的兵士们又曾给过我们什么了呢。”
在林芙美子的笔下，杀人如麻的鬼子成了和平的使者。日本侵略军俨然是一支秋毫不犯、纪律严明的“文明之师”、“礼仪之师”，这更加深了与湖南兵和四川兵胡作非为、腐败作风的对比。“皇军”所到之处，中国民众拿着太阳旗夹道欢迎，向“皇军”恭敬行礼，小孩子更是与“皇军”玩耍成一片。日军占领几个月后的南京，“中国兵居住时的混乱不安已经一点也没有了……南京市街，忽然变得明朗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