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海编》与倪谦出使朝鲜考述(1)
2017-08-06 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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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探讨明朝倪谦出使朝鲜的背景,《辽海编》的编印经
[摘要]本文探讨明朝倪谦出使朝鲜的背景,《辽海编》的编印经过及其内容、价值,可供研究中国与李氏朝鲜文学关系者参考。 [关键词]倪谦;《辽海编》;中朝文学关系
《辽海编》是明朝学士倪谦出使朝鲜返国之后,其子倪岳为其编刊的一部诗文集。根据笔者的归纳,明朝史臣与朝鲜李朝文臣的诗文交往,可以参考五个方面的相关文献:一是两国的史书,如中国的《明史》和朝鲜的《李朝实录》。二是记载明朝诏使与朝鲜馆伴(按:指接待、陪伴明朝使臣的朝鲜文臣)唱和诗文的《皇华集》。三是中国与朝鲜双方曾经参与交往活动的文臣后来各自出版的别集。四是两国文士笔记类的著述,如朝鲜的《燕行录》和中国的《朝鲜纪事》即是此类资料。五是两国诗话中的有关评论资料。学术界针对以上五种文献的研究,都有所进展,但对于《皇华集》的研究,目前较为薄弱,而对《皇华集》有补充价值的一些别集如《辽海编》的研究则更为罕见。有鉴于此,笔者意欲对《辽海编》的成书、内容、价值等方面作进一步的介绍和探讨,以期对明正统年间倪谦出使朝鲜的情形有更全面的认识。
一、倪谦出使朝鲜的背景
明朝于立国之初,即与朝鲜李朝开始了使节往来。但在正统之前,出使朝鲜的使臣常常以宦官为使,偶尔文臣亦作为副使出使。只有遭逢重大事件,宦官不堪使任的时候,明廷才会派遣文臣作为正使出使。毕竟一国使臣的选择,代表着对出使国的重视程度。
明正统年间国力衰败,北部蒙古势力日益壮大,双方交战之际,明朝军队常打败仗,而最令明朝赧颜的是当朝的皇帝英宗也被蒙军掳走,史称“土木之变”。其后,皇太后授命英宗之弟(成阝)王朱祁钰监国。国不可一日无君,正统十四年(1449)九月,朱祁钰即皇帝位。是为景帝,尊英宗为太上皇。十月,蒙古军队挟英宗进逼京师,兵部尚书于谦督范广、石亨等率军出战,最终击退蒙古瓦剌军。之后,蒙古军队攻打大同、宣府的攻势也被瓦解。在此情形下,蒙古首领被迫与明朝约和,并送还英宗[1]。明政局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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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李朝自太祖李成桂开始就与明朝建立了宗藩关系,采取“以小事大”的政策。明朝作为宗主国,掌握着
政治的主导权,因此,当明朝政局出现动荡之际,朝鲜李朝自然而然地要受到冲击。在“土木之变”时,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本国的实力,李朝婉言谢绝了明朝征调兵马的要求,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朝鲜君臣对英宗的被俘大为震惊,其失望落寞之情可以想见。尽管如此,朝鲜还是以极小心的态度来体现其“事大”之诚。如朝鲜世宗在景帝即位后,得知蒙古首领有送还英宗之意,就为朝鲜呈上明廷的公文应采用新皇帝的景泰纪年还是旧皇帝的正统纪年与大臣进行了一番讨论,生怕得罪了明朝皇帝,最终经过郑麟趾分析,乃采用景泰纪年[2]。
所谓文治武功,为国之本,明朝既然“武”功不扬,“文治”自然能较好地体现大国的优势。朝鲜又素为诗书礼仪之邦,与其进行文化的交流也极易取得信任感和优越感,从而获得恢复明朝威望与改善明鲜关系的效果。为此,景帝敕礼部遴选词臣出使。这正是倪谦、司马恂出使李朝的历史背景与原因。
倪谦、司马恂一行于正统十四年(1449)十二月中旬从京城出发[3],景泰元年(1450)闰正月到达朝鲜王京[4]。他们在朝鲜历时一个多月,与朝鲜馆伴进行诗文唱和活动。与此同时,倪谦还将其从京城到王京的这段行程,以纪事的形式记载下来,即《朝鲜纪事》。并作诗描绘行程及风土人情。
二、《辽海编》的编印经过
对于《辽海编》的编纂,有学者已经介绍,但有差异。叶泉宏认为,倪谦的《辽海编》首开明使与朝鲜文臣诗文合编的风气,对《皇华集》的编纂,立下良好的典范[5]。他还认为,在朝鲜的精心运作下,倪谦开创明使与朝鲜诗文唱和之高潮。当倪谦将还朝时,朝鲜世宗令在朝文臣皆赋送别诗,辑为一编,又命郑麟趾、成三问分撰序、跋,以赠倪谦。倪谦在回到明朝后,乃名之为《辽海编》,并刊板传播此文化盛会,使朝鲜文风藉以扬名于中国[6]。杨昭全则认为,倪谦自朝鲜出使回国后,将其在朝鲜期间所写的诗和李朝诸文臣之唱和诗文“得存唱和余稿五十有三篇”,一并编成《辽海编》,刊刻印行[7]。另据韩国《东亚日报》报道,韩国于1999年发现的中国明代文人倪谦作为明朝使者访问朝鲜时所著的《辽海编》,是倪谦在1450年访问朝鲜时所写的纪行,由其子在1469年(明宪宗成化五年)编撰成书,书中包含着大量作者对朝鲜文人和艺术家的印象和评价,还包括了朝鲜文人的献诗以及为该书题写的序和跋,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朝文化交流的情况。专门研究韩中关系史的LG延岩文库研究委员朴泰根认为,《辽海编》是朝鲜王朝时期中国出版的最早的“韩中诗集”[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