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文学中的“他者”和日本女作家的战争观((3)
2017-08-06 05:26
导读：林芙美子力图通过《运命之旅》编造日本侵略军与中国百姓的“鱼水情”，以此掩盖侵略事实，彰显“日中亲善”的叙事目的。作品还通过日军对中国百姓
林芙美子力图通过《运命之旅》编造日本侵略军与中国百姓的“鱼水情”，以此掩盖侵略事实，彰显“日中亲善”的叙事目的。作品还通过日军对中国百姓施以小恩小惠，体现“日中亲善”的具体能指。“报馆的记者先生们，人人都很亲切，把在以前生涯中未曾吃着过的昂贵的罐头打开给了黄土”。黄土还从日本人那里领到了薪水、烟卷和袜子，感到皇恩浩荡。
侵华战争时期，日军每占领一个地区，就进行宣抚工作，武装侵略与文化宣传齐头并进。所谓宣抚，就是向中国民众进行
思想宣传，以稳定占领区民众的思想。侵华时期日军的宣抚工作在小山荣三的《战时宣传论》中有明确的规定：“在战区向民众说明支那军队败退的真相，让他们理解皇军出动的本意和其威力，诱使他们由敬畏而亲和，由亲和而协力，从而实现军民协力灭党(指国民党)反共的实际目的。”作品曾多次出现黄土离开无锡时主人曾说过的一句话：“不论什么时候，人生是塞翁失马，把运命委之于天。”小说末尾表达了作家对《运命之旅》的真正寓意：南京失陷，对黄土等中国人来说焉知不是因祸得福?
“大陆的日本侵略性战争行为，可以说，是近代日本在认识上始终一贯构建异质的否定性他者中国像，其否定性最终付诸战争行为的结果”。林芙美子在这篇小说中传达了一个信息：南京的失陷对于中国人来说恰如“塞翁失马”——军纪整然的日本军给无秩序的南京带来了建设的新气象。因此，小说起名《运命之旅》意即黄土们的命运由此转变。林芙美子的这些观念并非凭空而来。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学术界把对大陆的“思想宣传战”看成是战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纷纷著书立说。20世纪30年代末有田中丰的《战争和宣传》，1939年有井上哲次郎的《东洋文化与支那的将来》，1942年有丸山学的《大陆的思想战》等。其中，丸山学的《大陆的思想战》一书，从文
化学的高度，提出了“战争就是异质文化的相克”的观点：“战争是人类文化的建设行为。这种行为与清除一座陈旧碍事的建筑物，建设新的雄伟建筑物的行为很相似。作为清理的手段必然伴随着破坏的现象。”在这里，丸山学提出了“日本的侵华战争等同于文化建设”的谬论，为侵略战争制造理论根据。而“笔部队”作家将这一谬论具体文学化，使侵略战争带来的血腥、残暴的场面得以美化和遮蔽。
林芙美子在南京大屠杀中对中国形象的歪曲，代表了“笔部队”作家的社会集体想象物。在“笔部队”作家对“他者(中国)”的创造层面上，对“他者”的否定，实际上是对主体的张扬，它所呈现的是主体(日本)——他者(中国)的对应关系。“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明治维新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日本海外扩张政策和对华战略研究思想深深地干预着日本作家对中国形象的建构，并渗入到侵华战争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对中国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内涵中去。《运命之旅》很能代表“日本作家对于战事的理念和精神”。“他者(中国)”形象是日本军国主义宣传战略下的社会集体想象物，表达的是一个异己的文化印象，带有虚构性的异国空间。“他者(中国)”形象的建构过程，显然深受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对华战略研究“大陆政策”的影响，反映出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渗透和日本军部创作规则强制性干预以及作家本人的趋势功利思想等多重因素，因此，中国形象被妖魔化。“笔部队”作家对侵略战争的美化，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制造“南京大屠杀”抹杀论作了铺垫。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王劲松
修辞之魅
无父的悲剧 生命的挣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