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归荒野：论中国古代山水诗的回归主题(1)(3)
2017-08-06 05:26
导读：开清代山水诗风的钱谦益视山水为故国的象征，并由此发出“今愁古恨谁消得?只合腾腾放棹归”(《西湖杂感》其二十)的回归之音。自号野人的山水诗人吴
开清代山水诗风的钱谦益视山水为故国的象征，并由此发出“今愁古恨谁消得?只合腾腾放棹归”(《西湖杂感》其二十)的回归之音。自号野人的山水诗人吴嘉纪因为“龙钟不还乡”而“羞见东西路”(《登康山》其二)。这样的思乡愁情和回归之唱一直延续到与自然相与、与山水为友的中国古代末期的山水诗创作之中。
二、魂归荒野：回归与超越的自由之旅
在中国古代山水诗中，回归是一个贯彻始终的主题。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古代的诗人们究竟要归向何处?有学者认为：“‘比兴’所赖以产生的心态，为一种农业文化心态。惟有在农业文化心态中，方能对人与自然之生命节律，抱有极亲切之一种认同，方能对人心与自然之相通，抱有一份关注之兴味，以及对人心由自然物而触发，抱有一种不言而喻的意会。”[2]那么，在农耕文明得到极大发育的中国，回归指向田园和村巷，当然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然而，回首中国古代山水诗的创作，我们又分明听见了另外一种全然不同但绵延不绝的声音：“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屈原《九章·哀郢》)，“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张衡《归田赋》)，“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归园田居》)，“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孟浩然《夜归鹿门山歌》)，“应愁晚泊喧卑地，吹入沧溟始自由”(苏舜钦《淮上遇便风》)，“我在尘土中，白云呼我归”(苏轼《送运判朱朝奉入蜀》)，“自叹不如华表客，故乡常在白云中”(高士谈《晚登辽海亭》)，“一笑蒙城门下士，几归沧海几飞尘”(袁宏道《山居》)，“身如古初士，步步入鸿蒙”(吴嘉纪《和集之、简文登泰山绝顶观日出》)，“渔父频招手，回舟入杳冥”(屈大均《钓台》)，“峰形积古谁得窥?上有鸿蒙万年雪”(洪亮吉《天山歌》)。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同样是回归的吟唱，但这些诗人归去的指向却并不是他们从小生长的家园和故乡。这些诗句中，无论是“山岭岩阿”，还是“鹿门南轩”；无论是“杳冥沧溟”，还是“白云春芳”，或者“水泽蝶群”，一言以蔽之，回归的方向都是“自然”，是“八还”，是鸿蒙万年的古初岁月。这是一个比村巷田亩更为深远的指向，因为它们直接通向时间的幽眇深处——人类最初的栖息之所——也就是屈子笔下的“终古之所”，如前所述，这是一个万物群生、禽兽成群的“至德之世”——人类在此表现出人生在世的本然状态——这就是人类文明发端之前和开始之初的荒野时期。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终古之所”、“杳冥之地”并非农业文化心态的产物，它属于一个更为古老更为幽眇的历史时期。人类开始农耕的田园生活与漫长的人类发展史相比较，已经是十分晚近的事情了。在传说中和史书上，我们还可以隐约窥见原始先民的荒野生活。请看《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崩于苍梧之野”。《山海经》中也有类似的神话记载：“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大荒北经》)，“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大荒南经》)，“羿与凿齿战于畴华之野”(《海外南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一曰大遗之野”(《海外西经》)，“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大荒西经》)。《淮南子·本经训》说：“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还说：“后稷是播五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
这些记载告诉我们：在后稷播五谷、叔均作牛耕之前，人类在荒野之上开展他们的生活、书写他们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在农耕文化出现之后，人们也并不即刻就开始建立稳固的家园，开始定居的生活。《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殷本纪》又说商之先人“自契至汤八迁”，这应该是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安土重迁的农耕生活迥乎有异。到了周朝，《诗经·小雅·绵》记载：“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这说明那个时代的人们还是在漫漫荒野之上、游牧状态之下生息繁衍着。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王 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