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史编撰体例中的“作家论”模式((2)
2017-08-07 01:54
导读：夏著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传入国内，反响巨大，赞誉之声有之，贬斥者更不在话下。但其中多数都只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的驳难，如有人就直言夏著乃是
夏著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传入国内，反响巨大，赞誉之声有之，贬斥者更不在话下。但其中多数都只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的驳难，如有人就直言夏著乃是“在朝鲜战争期间为美军政治意识形态宣传服务而作的小说史”［3］157。杨义对于夏著的评价虽然也不乏意气之争，然而他却能在学理层面作出回应，他指出夏著的“根本弱点，就是缺乏对思潮、流派的宏观（更不用说公正了）的把握”［4］58，并号召国内学者“正视和接受这种学术挑战，写出一部有魄力、有工力的小说史论著”［4］57。杨义是实干家，学者的自尊和自强精神促使他能够埋首苦干十年，凭一己之力完成三卷本的巨制，从而使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编撰揭开了新的篇章。实际上，杨义所面临的挑战并不仅于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现代文学史的编撰依然没有脱离五十年以降建立起来的“遵命型”或是“政治—净化型”的著史模式。比如国内最早出版的两部小说史（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及赵遐秋、曾庆瑞合著的同名著作）在价值取向上延续了浓郁的“反映论”、“阶级论”色彩，采用的依旧是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突破这一僵化的模式，开创新的小说史编撰思路，也成为敦促杨义锐意进取的动力。如何应对这双重挑战，杨义花了大气力，他做足了史料的准备工作，阅读了两千余种原始文献，同时他将视野扩及古今中外，取其精华为己所用，主张“把西方的近现代写史的很多优点和我们东方史学传统中有价值的规范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综合体’，形成有层次、立体型的、融汇各家之长的一种历史形式，把宏观和微观很好地结合起来”［5］25关于这种“综合体”，杨义在《中国叙事学》的研究中进一步强调要“返回中国文化的原点，参照西方现代理论，贯通古今文史，融合以创造新的学理。”［6］因为“综合体”的视域，使得杨义小说史虽然还是“作家论”的范型，然而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作家论”了，应该说是改进型、升级版的“作家论”。更进一步说，杨义已经将“作家论”范型扩展为通史的范畴，就是说依然以作家作品的评价为主干，但是同时兼顾到思潮、流派的严密梳理，使两者融为一体，从而能全面完整地再现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面貌。首先，杨义小说史中对于作家作品的搜集整理，其数量达到惊人的程度，许多不知名的现代小说家都带着自己的作品进入小说史，并且在杨义出色的极富感悟色彩的审美评价下，人人都被描摹得眉目清楚。其次，因为重视对思潮、流派的梳理概括，杨义小说史呈现出层层推进结构宏伟的架构，史料充分，史的线索勾勒的非常清晰。其三，摒弃政治标准第一的僵硬思维，将审美、文化、比较的视角融于一炉，“直接面对文本和文学现象，用自己的悟性进行真切的生命体验”［5］277。凡此种种，使得“作家论”范型得以容纳更丰富的内容、展现更多层次的内涵。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张海生 吴玉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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