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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小说史编撰体例中的“作家论”模式(

2017-08-07 01:54 ［摘 要］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编撰体例的“作家论”模式，这一模式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杨义的同名著作中得以拓展和完善，九十年代以来的现代小说史编撰实践中这一模式继续得以继承，并呈现出新的视角和尝试。通过对这三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小说史著作的分析评价，以勾勒出“作家论”模式的演变趋向。 　 ［关键词］ 中国现代小说史；编撰体例；作家论；模式 　 Abstract: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WTBZ] by C. T. Hsia created a writer pattern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and this pattern was expanded and perfected by YANG Yi in 1980s, then this pattern was inherited with new perspectives in recent 20 years. The evolution trend of this pattern was outlined through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these three stages. 　　Key words: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writing style; writer pattern; pattern
　　
　　中国新文学史的编撰体例大概有四种，即“作家论型”、“文体史型”、“专题史型”和“混合史型”。其中“作家论型的，类似纪传体，记述作家要求有完整性与独立性。”［1］这一类型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编撰实践中得以传承和强化，并渐次成为这一文体史编撰模式中的首选。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由美国的华人学者夏志清编著，这部著作便是采用了“作家论”的模式。因为身受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熏陶，夏志清通过整合西方新批评理论以及自身出色的审美嗅觉，在文献资料相对稀缺的情形下，通过分析评论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模式来建构中国现代小说史，开创了“作家论”式小说史编撰体例的风气之先。其后国内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现代小说史编撰热潮得以风起云涌，夏氏小说史可谓功不可没。1986年陆续出版的杨义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篇幅宏巨评论精妙，现代文学史上的小说家近乎一网打尽，堪称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极大拓展并超越了夏志清小说史，使得“作家论”模式得以包容进更丰富的内容。九十年代以来的小说史编撰热潮虽然趋于平淡，然而“作家论”模式依然生命力强盛，杨联芬的《中国现代小说导论》以及阎浩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论》可为其中代表。这两部小说史不再追求全面、完整地呈现现代文学史上的小说作家作品，而将视点聚焦于重点作家作品，或采用新的视角或通过新的审美触觉，试图作出个性化色彩的诠释与评价。可见，“作家论”式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模式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夏志清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作家论”模式得以开创；杨义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作家论”模式得以深度拓展；杨联芬、阎浩岗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展开了新的探索。本文的任务就是通过分析评价这三个阶段的四部小说史著作的功过得失，勾勒出中国现代小说史编撰体例中的“作家论”模式的演变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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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志清采用“作家论”式的小说史编撰模式，乃是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客观方面，其时夏志清远在大洋彼岸，相关文献资料的来源只能依托两家图书馆以及香港友人的寄赠，史料之匮乏不言而喻，想撰写一部全方面反映中国现代小说面貌的著作，几无可能。主观方面，夏志清深受西方新批评等理论熏陶，在无前人著作可资借鉴的情形下，活学活用，对一些重要作家作品采取审美细读，并以此来建构小说史，不得不说是行之有效的方案。同时，夏主观上可以毫不受制于当时国内意识形态对于学术创造的约束，能以旁观者的轻松姿态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从而写出具有个性风采的小说史来。夏在初版序言中写道：“本书当然无意成为政治、经济、社会学的附庸。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发掘、品评杰作。”［2］33对于新批评理论的吸纳借鉴，使其能够超越国内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主导学术领域的“政治—进化型”话语类型，越过机械的“反映论”的樊篱，返回文学本身的美学素质，通过出色的审美体悟，对作家作品进行一针见血的评价。“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使得夏志清能力排众议，大力发掘并推举张爱玲、沈从文、张天翼以及钱钟书为现代小说四大家，而对国内官方确立的经典作家——如鲁迅、茅盾、丁玲等——则颇为鞭笞，评价相当苛刻。这些都能够彰显夏富有主观能动色彩的史家风范。然而夏氏是带有一种先验的观念来入手评价现代小说的，即：中国文学比不上西方文学。原因在于中国文学传统缺乏“正视人生的宗教观”［2］13。中西文学传统本不是一个系统，夏以西方之标准要求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有吹毛求疵之嫌。这样的结果是对于一些左翼作家作品评价过于严苛，而没能结合时代、思潮背景，来给予更全面中肯的评介。夏志清后来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说道：“拿富有宗教意义的西方名著尺度来衡量现代中国文学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必要的。”［2］14进一步说，夏志清对新批评方法的借鉴似乎不仅在于单纯的文本细读，“借着新批评的方法，夏希望重探国家论述与文学论述间的关联……企图自文本内的小宇宙与文本外的大世界间，建立一种既相似又相异的吊诡秩序。”［2］34这样的意图是富有价值的，能够发现夏在每一编的首个章节里都试图对那个时代占据主导意味的思潮（主要是勾画其时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对于作家创作的影响、对于小说作品内涵的侵入，从而将国家论述与文本话语统串起来。然而因为主观层面对于国内政治的不满与偏见，夏的这种企划在多数时候仅仅演化为连缀于各个章节末尾对于大陆政治以及左翼文学的严厉抨击，辞气浮露，往往脱离了小说文本自身的审美诉求，成为讽刺时政的传声筒。其结果是违背了夏氏著史以审美为唯一原则的初衷，显得颇不必要。试若将那些影射时政的话语剔除，非但无损夏著品质，反而能使其审美标准更加以一贯之。总的说来，夏著对于重点作家作品的评价功力非凡，然而因缺乏对思潮、流派更深入的探讨，使其史的意味略显平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