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荒与奠基：陶希圣创办《食货》的史学意义((3)
2017-08-09 02:18
导读：《食货》之所以在当时的史学界获得重大的成功，并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发展中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与其重视史料的搜集而又不忽略理论探讨的办刊宗旨
《食货》之所以在当时的史学界获得重大的成功，并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发展中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与其重视史料的搜集而又不忽略理论探讨的办刊宗旨及其具体实践分不开。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知，迄止1930年代初，中国的史学界，新的历史解释理论与方法和具体研究实践，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结合而处于分离状态。随着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展开，中国史学的格局也俨然分割：“实验主义不尊重确定的理论或思想，公式主义不尊重事实或材料”，[3]（P360）即一边是祭着历史唯物主义公式，抽象论述中国社会发展性质的“海派”，一边是恪守“史料即史学”宗旨，结合西方实证与“乾嘉”传统，以史料考据为主要研究手段的，作为学术主流的“京派”。陶希圣从上海到北平，似乎已象征了其会通“海派”和“京派”治学路数的意义，而《食货》的创办，则使这种会通的意义得到了具体的落实。当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正酣之时，包括陶希圣在内的一些人，已经逐渐意识到中国古代社会内部，特别是经济层面的复杂性，实非简单化的概念所能概括，于是穷研史料，加强专题研究的学术要求便凸显出来。但是在重视史料整理的基础上，史料与史学究竟应是怎样的关系？怎样结合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发掘相关史料？怎样处理社会经济史料与理论阐释的关系？仍是需要努力实践与探讨的问题。对此，陶希圣通过《食货》所做出的一些理论探讨和学术实践，应该说是起有积极促进作用的。首先是强调史料的意义方面。针对社会史论战所表现的空洞的教条主义弊端，陶希圣在《食货》中一再强调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在创刊号的《编辑的话》中，陶希圣明确指出：“这个半月刊出版的意思，在集合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尤其是在搜集这种史料的人，把他们的心得、见解、方法，以及随手所得的问题、材料批露出来。大家可以互相指正，切实讨论。”因为在陶希圣看来，“史学虽不是史料的单纯的排列，史学却离不开史料”。而“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不经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3]（P29）此后，在后来几期的《食货》中，陶希圣仍一直强调：“《食货》所自定的任务，是重在搜求史料。我们所以这样做，是由鉴于今后如果还是空谈方法，使方法论仍旧杜留在观念的王国里，方法一定没有进步的可能。”[3]（P164）也正是在这种史学思想指导下，陶希圣不仅在《食货》的办刊过程中反复强调材料搜集之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还不时地在《食货》刊载一些史料的整理成果。例如1936年8月发行的《食货》第4卷第5期便是“唐户籍簿丛辑”专辑，其将陶希圣领导的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在“搜集唐代经济史料的时候，把中日文书籍杂志里辑录的敦煌户籍收罗在一起”的资料发表。在该《丛辑》的《小序》中，陶希圣在提出“户籍丁籍是多方面重要的经济史料”的同时，又具体地指出：“要研究唐代均田制度，单看均田令是不行的”，因为“第一，政府对于每一丁应授的面积是怎样计算的？第二，应授的田是不是全授了？第三，所授的田是零碎还是整块的土地？第四，受田的人自己买来的田，怎么登记？第五，园宅地授予的情形怎样？第六，丁口登记及田地呈报的情形怎样？第七，口分与永业的比例在实际是怎样？这些只有查看户籍，才可以明白”。[21]（P193）对于各种史料的相对价值，陶希圣倾向于首先掌握“二十四史”等最基本的史料，在认真研读“二十四史”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再去尽可能广泛地搜集其他有关的社会史、经济史史料，尤其是地方志中的社会史和经济史的史料。例如在《食货》第1卷第2期“编辑的话”中，陶希圣特别地讲到，“我们要读的两种基本书，一是廿四史，二是地方志”。并且指出：“如果有人想得到一点中国社会通史的知识，最好还是参加那读廿四史的工作。”[3]（P76）陶希圣在《食货》中发表的许多“读史随笔”，如《王安石以前田赋不均及田赋改革》、《十六七世纪间中国的采金潮》、《元代江南的大地主》、《元代西域及犹太人的高利贷与头口搜索》、《金代猛安谋克的土地问题》、《五代的都市与商业》、《五代的庄田》、《十一世纪至十四世纪的各种婚姻制度》等等，都是通过阅读正史，钩稽相关材料撰写的论文。[20]除正史外，陶希圣赞同史料要广泛扩充，其中最为所重的是地方志，认为它是“我们要读的两种基本书”之一。为此，陶希圣在《食货》撰文，号召“发起详读地方志”的活动，提议在阅读过二十四史等基本史著“在把社会的历史过程稍有头绪（也只能够稍有头绪）以后，便下功夫从地方志里搜求经济的社会的材料”。关于整理地方志对于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意义，陶希圣举例说：“如果把罗马城、雅典城、加答基城这些都市撇开，你怎样想象得出欧洲的古代社会？如果你把威尼斯、几诺瓦、汉沙同盟的几个城撇开了，你就不能谈后期的欧洲中古史了。反过来看，这几年来，大家正在撇开了广州、泉州、明州、扬州、苏州、杭州，高谈宋、元、明的社会。大家正在撇开内蒙的盐场牧场谈契丹；正在撇开有名的寺庙历史谈封建时期。大家都是这样的远离现实，驾雾腾云，也难怪一封建制度便从古到今，一资本主义便从今到古了。我们固然要把理论应用到材料上去，可惜材料是架空的。在
数学上，零加零仍旧等于零；在这里，空加空不仍然是一个空？”。[3]（P70）以上的论述表明陶希圣是十分看重史料之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然而如果仅此而已，那么《食货》是不会在当时考据学派居主流的史学界独树一帜，吸引影响很多青年学者的。真正使《食货》在社会获得影响的，主要还是刊物所反映的主编陶希圣对历史资料搜集和理论阐述两者之间的会通意识，以及在这种会通意识指导下的研究实践。关于史料与理论和方法的关系，陶希圣在《食货》中是这样分析的，他说：“史学虽不是史料的单纯的排列，史学却离不开史料……方法虽不是单纯把材料排列，方法却不能离开史料独立的发挥功用。有些史料，非预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不能认识，不能评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论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证实，不能精致，甚至不能产生……我并不反对有个结论在心里，再去找印证。我不过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方法。……那末，心里一点什么也没有，我们去就史料论史料，好吗？这也是不成的。我先问一句，那自称没有成见的史学家，真的没有成见吗？没有的事。他已有很强的成见。他的成见是他自己不承认或不知道的。没有成见，不能拒绝别人的成见。便令没有任何的一件在心里，你去哪儿找哪个材料？” [3]（P29）在陶希圣看来，方法就好比设计的图案画，材料就好比是成型的房子，其中“做房子必须要图案画，但图案画并不就是房子”。所以陶希圣指出，“方法是史学所必须，方法不就是历史。观念中的方法，必须从历史现象里再产生出来，才是正确的方法。”“专去搜集史料的工作，容易引人到实证主义那里去，必须严守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3]（P201）对于陶希圣的这种观点，吕振羽特写信表示赞许说，“我认为您把方法论的探讨与史料的搜集作为均等的重要的意见，是完全正确而必要的。” [3]（P329）可以说，陶希圣在《食货》中始终在强调理论方法的重要性。其中在王瑛《研究中国经济史之方法的商榷》后面的按语中，陶希圣就又一次强调“我的意思是这样：没有方法的劳作，和没有劳作的方法，一样是无用的。没有方法的劳作，所得到的只是史料的排列。没有劳作的方法，只是哲学或公式罢了。我很愿意有人时时提醒大家‘严守方法’。不过我不愿意大家只以方法自足。方法也须从观念里面走到历史现象里去，把历史的合法则性指出来，才算得是真确的方法”。[3]（P164）在强调理论方法的重要意义的同时，陶希圣并不主张把理论方法神圣化，以至于以理论阐释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他认为理论方法只能指导我们研究历史，但并不能代替历史研究本身。因为“世间还没有人创一个神妙的方法，使我们一朝得到这个方法之后，万年万事皆通。因为人不是神，所以任何伟大的理论家，只能指示我们一个观察事物的眼光，解释事物的见地，批评事物的立场。任何伟大的理论家不能如《创始记》所说的那样，替我们创造历史的事实。”即“理论和方法只能使我们用来研究历史，并不能代替历史的本身。” [3]（P505）更何况时代在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在发展，因此历史材料也需要不断的以新的时代的眼光，以新的理论和方法予以新的解释，因为“历史家并不把全部社会现象都写下留给我们。他用他的哲学剪裁史实，用他的社会描摹前代，缀成他的著作”。“我们的眼光所要发见的史实，是与他的哲学所存留的史实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必须本于我们的眼光去重新的发见”，重新地解释。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当时的陶希圣，对于史料和理论方法的关系已看得相当透彻，也相当辩证。在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以及哲学诠释学发展的今天，人们对于历史认识中主、客体互动的关系，对于历史认识主体“先见”（prejudice 或 Vorurteil）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以及对这些“先见”限度的把握等认识问题的理论探讨，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而以这些新的理论反观陶希圣对于史料与理论方法之关系的相关论述，尽管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非理论自觉的粗糙的论述，但是就其在《食货》中发表的这种论述来说，在当时中国的史学界仍然应说是具有理论贡献的。与陶希圣会通史料发掘与理论阐释的史学认识有关，《食货》在刊登大量资料性研究的同时，十分重视刊登有关理论和方法的讨论文章，先后刊载了讨论经济史研究理论方法的文章29篇，有关社会形态理论和欧洲社会经济发展的文章30篇，合计59篇，占文章总数的1/5以上。除此之外，《食货》还选译了不少西方和日本的经济史名著，甚至出版“经济史理论与方法专号”。其选译的标准，“是要那名著的全部或一部，里面所叙述或讨论的具体现象（制度或思想或政策等），是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必须的比较或指示。”其目的除了推广新的研究理论及方法之外，还试图让人们通过对中外历史的比较对照，发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与规律。因为他认为：“要想对中国经济社会史精深研究，必须就外国的经济社会史得到精确的知识。在比较参佐之下，中国经济社会的现象的意义、特征、及各种现象的相互关系，历史发达的必然法则，才能看得出来。” [3]（P203）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陶希圣拟定了这样几个认为重要方面的内容在《食货》上发表：“（a）欧洲资本主义初发生发达时的各种现象，例如手工作坊、定货制度、账簿组织等。（b）欧洲及日本等处的封建制度。（c）封建制度初生时的现象。（d）中古欧洲的东部，与商业经济同时存在的封建制度。（e）教会及寺庙财产制。（f）本主义以前的帝国与资本主义发达时的殖民地侵略。（g）殖民地经济经济组织的特征。（h）半原始种族的经济社会组织。” [3]（P203）由于实际条件的限制，陶希圣所拟定的内容并没能得到完全的贯彻，但是从后来《食货》刊发的译介文章看，基本是按照这种思路工作的。对于因探讨中国社会史问题而步入史学研究的陶希圣，发掘史料也罢，探讨理论和方法也罢，其创办《食货》的最根本的目的，应该说仍是要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形态的问题，这或者也可说是陶希圣始终不能释怀的学术情结，也是当时社会各界密切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虽然早在创办《食货》半月刊之前，陶希圣就注意到社会历史发展特殊性的问题，曾经指出：“虽然我们能够把社会形式分做宗法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世界上从来没有纯粹的属于某种社会型的社会，而毫没有驳杂的成分在于其中。”[22]（P11）但是中国的社会形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究竟具体展现的是怎样的形态面貌？究竟走过的是怎样的历史历程？激烈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没能得出统一的结论，当时陶希圣本人也没有足以说服他人的论述。于是这种对社会发展形态大问题的思考，也就自然地被带入了《食货》之中。然而此时陶希圣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已是经过了对社会史论战的反省，开始努力取径于会通理论与史料，汲取西方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探讨中国社会自身特点的研究理路。如前所述，《食货》的创办缘起，就是要通过对中国社会史料的详尽搜集和具体的专题研究，求得对中国历史的社会发展形态问题的合理解释。为了展开这方面问题的讨论，《食货》在第2卷第9 期和第11期连出了两期“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专号”，到了1937年2月出版的第5卷第3期，又出了一期“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专号”来探讨中国历史社会形态的问题。而在1935年7月发行“专号”之前，为了能有效地展开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讨论，陶希圣还代表“食货学会”，在《食货》第2卷3期的卷首，郑重地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特辑”的征文启事，呼吁社会和学术界重视关注这个对于中国社会现实与历史认识有重大关系的史学问题的解决。此外，在陶希圣所拟定的《经济史名著选译计画》中，也表现出其亟欲解决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发展形态问题的欲望。在该
计划书中，陶希圣指出：“计画的实现，受我们的需要的指导，又受我们能力的限制”。其中，“在需要一点上，我们选译外国经济社会史名著时，并不是因为那是名著，便拿来译。我们选译的标准，是那名著的全部或一部，里面所叙述或讨论的具体现象（制度或思想或政治等），是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必需的比较或指示。中国经济社会史上有许多的筋节，如果不能明白了解，全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便无从了解。例如东汉时期土地兼并的事实，本身是什么情形，而它对于魏晋以后的贵族庄田以及寺庙庄田有怎样的关系。又如五代以后，苦恼政府的货币问题以及政府与学界对于货币政策的思想，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这样的问题，只有把外国史上类似的现象来比较一下，才能在黑暗里得到一线的光明的指示。还有外国经济史上的现象本身，需要具体的分析研究，例如通常人以古代罗马为奴隶社会，但是罗马当时也有广大的农村。通常人总把罗马的奴隶几倍于市民来说明他所以是奴隶社会，但罗马也有广大的自由农民，数量不能几倍于奴隶。[21]究竟罗马的乡村对社会的影响怎样，奴隶是否比自由农民也多到几倍，这些问题，倒需要考究一个从头到底。不然，我们对中国社会史又少了一段有价值的比较资料了。我们选译，要有这样的标准：为了解析中国经济社会史最重要的关键，选译外国名著里社会经济过程可以拿来比较的类似的段落的研究。”[23]（P44）因此，从推进对中国社会形态研究的角度来说，陶希圣创办的《食货》同样也是功不可没。而其价值，也同样表现在史料研究与理论、方法间之会通的努力。四 余 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