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时”“位”观与中华人格(1)
2017-08-09 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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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周易》提出了“时”“位”这两个相当重要的观念,“
摘要:《周易》提出了“时”“位”这两个相当重要的观念,“时”与“位”有区分也有联系,两者都与
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道”紧密相连,是“道”之“时”、“道”之“位”。儒家、道家、和禅宗分别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对这种“道”之“时”“位”观做出了回应,生成了各具特色的“君子人格”、“圣人人格”和“超越人格”。三者共同熔铸成中华民族所共有的人格品质。
关键词:《周易》时位道中华人格
《周易》是中华民族的一部“智慧书”,其中的许多观念对于整个中华文化而言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时”与“位”就是这样的两个观念。历代的易学家对于这两个观念都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进行了着力探究。但在当代,尤其是近十年的《周易》研究中,研究者对于这两个观念都较少涉及。在我看来,无论是在《周易》史还是在周易文化的研究中,“时”“位”的观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如此,它们在讨论中华文化,尤其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的人格精神时,更具有源初的意义。本文旨在从文化的角度对《周易》中的“时”“位”观念及其对中华人格的形成和影响作一番考察。
一、《周易》中的“时”“位”观念
《周易》是中华民族最为古老的文献之一,被誉为“群经之首”。《周易》分《易经》和《易传》两部分。其中,《易经》包括卦名、卦辞、爻题和爻辞;《易传》包括汉儒称之为“十翼”的上下《彖》、大小《象》等七种十篇,都是后人对《易经》的解释之词。在构成《周易》的这些文本(尤其是《易传》)中,“时”“位”观念频繁出现,它们可以说是《周易》的两大基本观念。
《周易》中的“时”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对自然界中时间流转、四季变化的描述,如:“观天地之神道,而四时不忒”(《观卦·彖传》),“变通莫大乎四时”(《系辞上传·第十一章》)等,这一类“时”都是对外在自然界变动规律性的归纳总结,故可以解释为时间、时辰、时节等;另一类“时”则是对人事活动的概括,如:“君子藏器於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系辞下传·第五章》),“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损卦·彖传》)等,这多是强调社会活动的规律性,故可以解释为时务、时局、时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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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类“时”的观念的形成方式是各不相同的。表示自然时序的“时”是直接得之于对自然的观察,即所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贲卦·彖传》)。此处的“天文”二字尤为重要,古人对于四季变迁的观念就来自于对天之“文”,即星相、云霞、雨雪、霜降等的直观感受。他们就是从这种直观感受中抽取了“时”的观念,作为他们对外在自然进行解释和把握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科学的把握方式。古之人又将这种对自然时间性的体察方式运用于社会,“与四时合其序”,以对待自然界变化的方式来对待社会变化,从而将“时”的观念从自然界扩展到了人类社会。虽然人类社会的运动发展规律与自然规律不能等量齐观,但是在“变动不拘”这一点上,两者有着共通的结构。《周易》就是在对这种内在变化规律的把握上将“时”这一观念运用于人类社会的。
再来看《周易》中的“位”。“位”在《周易》中也有两层含义:一者是“爻位”之“位”,即以“--”和“——”作为基本符号的排列组合方式;另一者,是与“人之所立”之“时”相对应的“人之所立”之“位”。“爻位”之“位”,有“初、二、三、四、五、上”之分,以示爻与爻之间的联系与活动;“人之所立”之“位”则也多与“君子”等相联系,如“君子进德修业,……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乾卦·彖传》及“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同上)。两者与物理中的表示空间的“位”不同,都与点、线、面、体的关系无关。因此,不能作“空间”理解。
作为爻位的“位”,表示事物在同一卦中不同阶段上状况,一卦中的六个爻象征着六个不同的位置,对于分居各位的阴爻阳爻而言,就有“中位”、“正位”之分,又有“当位”不“当位”之别。在这里“当位”的观念最为重要,它意味着“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同一个“位”上,不是谁都会一定得吉或获凶,这就要根据每一卦的“卦时”以及阴阳各爻的具体位置而言。由此可见,“位”的吉与凶就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就要求对各种因素作全面的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不失其位”、“得位”、“当位”。这种对各种因素综合考察的品质应用于社会生活,即是要求人们对自己所在之“位”,无论是职位还是地位,无论是上位还是下位都要有全面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变动的社会和人生,真正做到得“中正之位”,成就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