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时”“位”观与中华人格(1)(4)
2017-08-09 02:18
导读：三、儒、道、禅对“道”之“时”“位”观念的回应 对《周易》及儒、道、禅三家思想作文化上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以《易经》为中心的《周易
三、儒、道、禅对“道”之“时”“位”观念的回应
对《周易》及儒、道、禅三家思想作文化上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以《易经》为中心的《周易》系统是先于儒家、道家、禅宗思想产生的，并对三家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中国两千多年的学术传统来看，这样的一个推论并不草率，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周易》思想的儒家、道家和禅宗是不可想象的。
正是《周易》具有如此特殊的地位，我们在上文提到的“‘道’之‘时’‘位’”的范式对于三家来说才显得格外重要，正是在对这一范式的回应中，三家建立了各自的独特人格观念，各不相同而又不离其宗。而其中关键就在其对“道”的理解上。
儒家以“仁”作为其哲学的生命点，他们同样用“仁”来解“道”。儒家的“仁”之“道”有内在与外在两重表现：内在地，它表现为个人的内在修养；外在地，它体现为一个社会和国家的风气及道德状况。
儒家的这种“仁”之“道”直接得之于《周易》。《周易》“不易”中蕴含“变易”，所以“大而无外”；又于“变易”中始终有“不易”在，故而能“久而无穷”，因此，《周易》有言“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系辞·第五章》）。“盛德”与“大业”正是儒家以“仁”之“道”为基础的“内圣外王”思想的内在和外在目的之所在。《周易》又讲“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大有卦·彖传》）、“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大有·象传》），“遏恶扬善”即是“应乎天而时行”，《周易》还谈到“天之大德曰生”，这正是后来《中庸》中的“天地之化育”之意，由此可见，儒家所讲的“仁”正是将《周易》中“易”的“化生万物”的特质发挥为“善”，从而从中抽取了“仁”。儒家以这样的“仁”释“道”，就以这样的“仁”来创生自己独具特色的“时”“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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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继承了《周易》所提供的范式，非常重视“时”与“位”。在儒家的经典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谈“时”“位”的场景。如孔子赞扬他的弟子南容说：“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论语·公冶长》），这即是以“邦有道”与否作为“时”的解说，是将“仁”之“道”外化为社会
政治道德状况所得出的处世准则，强调依据外于自身的“时”做出适应性的改变，达到随机应变，随“时”俯仰。再如，孔子的弟子谈到孔子时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这里，“意”是“私意”即臆测，“必”即武断，“固”即固执，“我”即自以为是。孔子绝此四种态度，实际是将“仁”之“道”内在化，强调要以客观条件而不是个人意愿作为行事处世的标准。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则将内在与外在两者统一了起来，成为了儒家关于“时”的经典表述。
与这种“时”的观念相一致的是体现在儒家经典中的“位”的观念，孔子有言：“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这是强调立“位”之本，“位”本之于“道”，“道”立起来了，“位”也就有了。又如孔子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主张根据自己所在之“位”决定自己的作为。孔子还讲：“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更是强调内在思想也要与所处之“位”相一致。这种对人的外在行为和内在修养起规定和约束作用的“位”就是“仁”之“道”在为人处世中的显现。
儒家的“时”“位”观，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所独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他们对“时”“位”的强调，落实到个人层面是为了个人在待人处事上的通达，落实到人与社会的关系层面则是为了国家社稷的长治久安。其所推崇的“君子”就是这种“时”“位”观念的实践者。在儒家看来，所谓君子，一方面要“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另一方面则要；“在其位谋其政”。儒家对“时”“位”的理解侧重于社会环境的层面，他们所注重的是面对现实的社会，君子应有怎样的作为，以及如何作为。这是他们所主要考虑的问题。所以，“时”“位”在他们那里更多的现实的“时”“位”，而非道家那里理想之“时”“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