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设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化毕业论文

2017-08-15 03:08

导读：文化论文论文，文化建设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化毕业论文论文样本，在线游览或下载，科教论文网海量论文供你参考：【正文】李重庵：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几位专家，

【正文】    李重庵：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几位专家，就文化建设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进行座谈。
    文化是个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政府，对文化建设的认识 1直在不断提高和深化。总的来说，我国的文化建设主要经历了3个台阶：第1，开始的时候，大家只是认识到经济中的文化成分，认为文化搞好了对经济建设有帮助。文化是为经济服务的，在不用的时候也可以没有。第2，党的105大系统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规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这将文化提升到了与经济、政治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是1大进步，但在具体工作的安排上，文化仍扮演着拾遗补缺的次要角色。第3，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71”重要讲话中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他强调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新1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特别是在执政理念上的体现，更使现在越来越多的干部开始重视文化建设。从更深层次上看，我们搞发展最终目的是人的发展，特别是温饱问题解决后，人的发展主要是文化问题。所以，随着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逐步深化，对文化在整个国家生活中的地位的认识也有了提高。当然这还不够，对文化的认识还需进1步深化。这就提出了1个问题，即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如何落实文化建设。
    比较而言，目前经济和政治这两件事情，关心的人比较多，而文化的位置或状况相对较弱，乃至让人觉得有些忧患甚至危险。我们国家如何能够几10年、几百年按既定方向稳步发展下去，和平崛起，除了有经济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制度的保证外，大概从深层次上长期起作用的还是文化。前两者在1定时间和形式上都总是动态地发展变化，但在心灵深处，融化在人血液中起作用的仍是文化。中国13亿人口如何能够凝聚在1起，致力于国家建设，民族复兴，恐怕最根本的依然是文化。但这1方面我们觉得很空、很苍白。平时看不出来，但若碰到1些考验的话，觉得还是不可靠。如果将来“3条腿”有1 条腿比较软，并由于这条腿使整个大局受到影响、损失的话，问题很可能就出在文化方面。大学排名
    大家对这方面问题有何考虑，以及对新时期、新阶段文化建设的大政方略有什么建议都可以谈谈。希望大家在宽松的环境中充分交流，畅所欲言。
    　　　　从国家的文明形态发展来看文化问题
    杨义：长久以来，我1直在思考文化问题。1个现代大国如何在世界上树立自己的形象和旗帜，大国的学术、文化应该是什么样?我认为应该从国家的文明形态发展来看文化问题。我曾经提出了1个命题，就是“文化工程”，实际上是“人心工程”，涉及到 1个民族如何形成1个价值共识的问题。1个民族有没有价值共识，10分重要，它是体现综合国力的很重要的1部分，也是文化工程中1个很大的问题。同时它也要和当今世界的总体格局相联系，和我们文明的发展程度联系起来；文化工程还有1个人群素质的问题，我们的很多工作都不是在素质上下工夫，而是在1些形式上下工夫。另外，理性思考和创造能力，对于1个民族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1种文明要有原创性(即创造能力)和共享性(即1个民族共享的程度)。1种文明创造出来，不为民众广泛接受不行，但是光讲共享性，不讲原创性也不行。我们要形成1种用原创性带动共享性，以共享性培育原创性的体系。在原创性的问题上，文学理论界多年来1直认为西方话语是强势话语，怎么创造出1种中国的话语来，1直困惑了我们百年。实际上从王国维、鲁迅到钱钟书应该说是创造了1些属于我们自己的话语，但我们自己并没有认识到。同样1个问题，可能我们中国的学者认识比较深刻，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它发展下去，这也是1种民族文化创造的心理欠缺的1种表现。
    在如何树立对原创性，对文化创造、文化专利权的尊重方面获得共识也很重要。如美国的安德森提出的“想像共同体”，认为当宗教衰落时，靠印刷术的流行形成1种民族国家的观念。但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的形成决不是这样。我们几千年不曾中断的历史写作，我们“4书5经”这种核心经典的确定，或者是通过科举制度形成的文官考试制度，还有汉族和少数民族长期以来这样1种文化重于种族，在碰撞中融合的历程，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其实是1个血与火的实践共同体。像这样的问题，范文澜先生在5610年代就已经研究和提出过。斯大林当时讲民族问题是资产阶级形成过程中产生的1个问题，而范文澜先生却敢于提出，中华民族的问题是在秦汉时期形成的，这在当时应该说需要很大勇气。但是现在的学者思考外来的新观念时，自己却没有建构1个开放的、平等的对话舞台，而是采取1种完全照搬的姿态，往往不因时因地因人因研究对象而异，那么它是否可以不经调整就适合中国?哪些地方可以借鉴，哪些地方应该超越或扬弃?比如当前文学界关于“现代性”的问题，这在西方也没有统1的看法，那么它是否真的适合中国?是否需要按照西方价值观论定我们自己的实践?仍需要我们作进1步的思考。我认为，中华民族几千年，尤其是近百年的历史，世界任何1个民族的学者都不能代替我们去作整体的、深层次的了解。所以不应限于标语口号上，要从深层去做“ 人心工程”。（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另外，这些问题还应加以制度化。比如“4个同等重要”，即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同等重要。这些理念应变成1种社会所遵循的制度，通过运转将理念变为实际。在文化创造(哲学、社科)领域，制度问题也应作为重要问题来对待。现在的很多制度不是那么适合。首先，人文社会科学自身的规律是应该考虑的。比如目前争博士点，研究机构会议繁杂，以及很多专家为了得到相应的待遇不得不做行政工作的现象，都值得我们深思。可否有制度来保障这些专家学者少开会，少从政，专攻于研究?记得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科研人员应该有5/6的时间来搞科研。”但我们现在很多学者连1/6的时间都不到。
    还有，是不是所有优秀的专家学者都适合于从政?在从事行政工作的过程中，是不是可以不让他们在复杂的环境中应对，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而让他们的学术才华充分表现出来?这需要体制的保证。我们并不是说具体的工作单位没有实现制度改革，毕竟进步还是很大的。但是在基本制度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全国性和通盘性的考虑，制度上缺乏全国性的规划。
    还有1点，目前按规定，博导60岁就“1刀切”退休，经过努力才能保留几个。这样的做法还是人事行政管理的方法。钱钟书先生担任社科院副院长的时候，已经是72岁了。而我们现在的副院长要45岁以下。我们不禁要思考，这个职务是学术标志还是行政级别?我认为领导职位要根据文化工作不同的领域分类和制定，不是所有的领域都适合年轻化，搞“1刀切”。比如1些大的研究所所长，由50多岁的人来担任可能比40多岁要好，因为他在学术界已经有了影响，也没有过多的利害冲突，在功成名就时出来，也比较超脱。而年轻的刚冒头，就不得不参与行政，更多是做人事关系协调，就会忽略了学术研究。各领域规律不同，对于这种问题我们要多研究。这种分析性的思考，对文化建设是不是会有好处?科学管理是针对不同的对象和规律分析出来的，而不是“1刀切” 切出来的。（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我1直思考的另外1个问题是我们的文化是完全靠宣传还是学术研究?2者是相互代替还是各有所长，互有补充?我认为2者有1致性，但是学术的话语和宣传的话语应有所区别，更强调要建立在浑厚的文化底蕴基础之上。宣传是要把现成的结论加以放大，让更多的群众理解。但学术研究是要追求没有现成结论的东西，追求创新，其本质是追求新领域的发现，以推动原有理念的与时俱进。这就有1个如何处理好文化宣传和文化学术创新的问题。将2者混为1谈，不利于全民族思想文化博大精深的发展。
    如何使现代的大国在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建立有民族原创性的精神，建立民族的文化价值系统，我觉得还要有制度上的提高。应该说这20多年，大家对我们的文化工作敢于发表意见了，甚至是1些创造性的意见。这种气氛是很好的，但是要把这种创造变成现实，还是要在制度上得到保障。
    　　　　关于公共哲学的思索
    何怀宏：近半个世纪前，美国思想家李普曼在其著作《公共哲学》(The Public Philosophy 1956)中谈到西方社会复兴公共哲学的必要，认为这种公共哲学在古代曾经维系了城邦和帝国的生存和繁荣，在近代以来也曾被那些伟大的启蒙者和自然法理论家认为是不可或缺，但大部分内容还是没有得到明确的阐述，而现代怀疑以致否定的精神却已经在深深地腐蚀公共哲学的根基。

$False$

    “public”有“公共”、“公众”、“公开”等多层面的含义。后来，美国社会学家贝尔又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中谈到“公众家庭”(public household)的含义，它不仅在于利益的共享，而且必须对共同利益达成某些1致的见解。从其原本的意义上说，“公众家庭”不仅仅是1个与市场经济、家庭经济并列的社会经济部门，甚至也不仅仅是1个政府，而是1种放大了的、具有某种共同信仰、观念和情感的古希腊城邦国家。但是，现代社会则是1个文化和价值多元化的社会，当代的“公众家庭”不像是 1个共同体，而更像是1个活动场所。那么，有什么理论作为今天的“公众家庭”的政治哲学呢?贝尔认为至少有4个问题是这1理论必须解决的问题：第1是与公众家庭相应的单位是什么及其平衡原则；第2是自由和平等这两个社会准则之间的紧张及协调；第3是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协调；第4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如何划分。内容来自www.nseac.com
    以上两位学者明确地提出了公共哲学的问题，当然，对公共哲学的探索并非从他们起始。我们还可以追溯出域外许多思想者中类似的寻求1种公共哲学或仅仅是1种“公共性”的努力，尤其是在率先进入现代的西方思想家中，这1努力更早呈现和更为明显。近代卢梭渴望着1种具有全面内容和最高信仰的“公民宗教”，而康德心目中的“公共理性”则主要是考虑为竞争的权益首先厘定1个基本的法则。现代像罗尔斯对“重叠共识”和哈贝马斯对“话语伦理”的探讨，比较明显地显示出康德思想的特点；而像1些有宗教情怀的思想家，或者极端保守或激进的行动者，则或多或少地体现出卢梭的精神。阿伦特1方面渴望1种类似古希腊城邦的关系紧密的共同体，另1方面又仍然将这种关系主要限于政治领域而不涉经济。萨利文等则使用“公共哲学”1词来批评自由主义过于重视个人权利与国家关系而忽视社会团体纽带的倾向。总之，种种对公共哲学的探求不1而足，内容和倾向各有不同，但有1点共识却是相当明确的：即它们都不仅承认有寻求1种公共性的迫切的必要性，而且承认的确有这样1种公共性存在的基础或可能性。1个充分多样性的社会，如果只是多样性而没有某种公共性，它就无法发展甚至生存。我们还可以强调说，愈是文化多样性和价值多元化将成为“正常”乃至“正当”的社会，愈是有必要寻求1种公共性，否则，1种缺少公共观念的多元化将慢慢消解社会的根基。
    较晚进入“现代”的非西方社会诸民族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最近，日本东京大学校长佐佐木毅和金泰昌共同编辑的10卷本《公共哲学》，也反映出类似的努力。而且，由于后发民族还常常面临着1个过去传统的“公共性”较西方更急剧地崩溃或丧失的困境，以及面对既要坚持自己的民族个性和国家利益，又要承担某种现代社会的共性的矛盾，所以，不得不做出更大的努力来恢复或重建1种“公共性”。（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我认为，在这样1种探求公共哲学的努力中，对公共伦理的探讨不仅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应当占据1个优先和主干的地位。不涉公共事务的哲学或可专注于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等问题，而公共哲学则无疑要以考虑价值和规范问题为中心。而广义的、作为某种人生哲学或实践哲学的伦理学，就包括各种价值的追求和行为规范的厘定两个方面，在这个意义上，它也可以说包含了公共哲学的主要内容。而作为1种严格意义上的规范伦理学来说，伦理学则主要是对制度和个人道德规范及其理据的探讨，由于这直接涉及到人们作为团体或个人相互之间的社会行为，理应在公共哲学中得到更优先的关注。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经过20世纪天翻地覆的巨变，现在又处在1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原有的“公共性”已被打破，新的问题和挑战又层出不穷，更是有首先建立起1 种既包含公民规范、又涵摄制度原则的公共伦理的必要。而在这方面，1百多年来，应该说已有许多中国学者和思想者为此做出过艰苦的努力。
    在中国，梁启超在1个世纪之前写下《新民说》(1902-1903)，其中说到人“无私德则不能立”，“无公德则不能团”。社会若无公理，个人若无公德，“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庸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任何群体，“必有1物焉贯注而联络之，然后群之实乃举。若此者谓之公德。”他在《新民说》这本书中较多的阐述了作为1个新的社会成员的个人伦理，但对国家、权利等涉及制度性的“合群之道”的问题也相当留意。编撰了中国第1本现代意义上的《伦理学教科书》(1905)的刘师培也写道“公德者，又由公共观念而生者也。”他在这本书中探讨了公私之界说、中国社会伦理不发达之原因，社会伦理起源及范围、以及仁爱、正义、和睦、义侠、秉礼、择交、服从、诚信等范畴。中国大学排名
    然而，这种思想理论上的探索虽然早就开始，中国也有过1种类似于卢梭“公共宗教 ”似的大规模社会实践，今天社会公德的状况却不容乐观，以致像3联书店“公共论丛 ”的编者仍像1百年前的梁启超1样深感国人“公共观念之缺乏”。
    这里还有必要澄清1种可能的误解：即似乎“公共伦理”只是政府的事，应当只由“ 肉食者谋之”；或者把它看作“众人的事”，而“众人的事”却常常成为无人管的事或自己可以“免费搭车”的“别人的事”。然而，再没有什么比公共伦理更需要负责任的个人来落实的了。而且，它应当是所有社会成员都应该履行的义务。在某种意义上，1 个人要成为合格的公民，就必须成为个体，无论是1般的公民义务还是社会职责，都必须1个个地负责、1个个地承担，这种义务和职责甚至不能因为别人没有很好地履行职责或者制度没有很公正地对待自己，自己也就可以不承担。我们并不能奢望所有人都能成为精神上富有个性和创造性的个体、成为圣贤、天才或英雄人物，但作为1个社会成员或公民的这些义务和责任却是最基本的，是每1个生活在这社会里的人都应当承担的。
    我曾担任中央电视台“道德观察”(原名“公民观察”)栏目的总策划，接触到不少诸如见死不救、落井下石、哄抢钱财等社会伦理的个案，更深感有探讨公共伦理的必要。我们急需1种由负责任的个人承担起来的“公共伦理”，然而，我们面对的却常常是1 个“匿名的大众”，1个冷淡的、惰性的、易变的和拉平的大众，在这种“大众”中，对社会的真实责任常常被逃避，而非理性的冲动和自私自利的欲望却可能大行其道。社会需要培养出大量负责任的公民和个人，为此也就需要通过思想的探讨来促进内心意识的生长，同时也需要通过种种自发的民间组织和1定的政治活动来训练和催生1种个体的“公民”。

中国大学排名

当然，另1个重要的方面，即制度建设的方面也是绝不可忽视的，许多人之所以隐入 “冷漠的大众”，常常不仅是因为公共权力的缺位和失效，而且还因为公共权力的滥用和腐败。这种滥用和腐败不仅需要加强教育和监督，也亟需1种结构性的调整。目前，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已经日益引起广泛的注意和多面的探讨，但是公共伦理的问题却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公共管理和政策是必然要面临许多价值取舍和规则制定的道德问题的。不仅公正性本身就是衡量公共管理和政策优劣的1个独立标准，公共管理和政策的有效性也经常要依赖于其公正性。公共伦理还关涉到人们对于公共权力是否有1种合法性的信仰，这种信仰深刻地涉及到公共权力的根本目的和意义。
如果要简单地说1下严格意义上的公共伦理究竟是什么，我们也许可以首先从范围来说，公共伦理是1种公共领域里，处理公共事务的伦理，而尤其是1种社会政治领域里的伦理；从它涉及所有人来说，它也是1种公众的伦理和应具有公开性的伦理；从内容来说，它主要是1种有关规范的伦理，它可以分为两个方面：1方面是包括每个人作为 1个人、1个社会成员的自然义务、

[1]

上一篇：从汶川地震百日到北京百年奥运 - 奥运论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