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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制——蒋介石手令研究化毕业论文

2017-08-16 02:38

【内容提要】蒋介石的手令制度具有以下几项特色：第1，蒋的大量颁布手令，仅为战争时期的权宜措施，1950年以后所颁布的手令即大为减少；即使在1950年以前，蒋也再3督促所属尽量不以手令形式颁布命令，因此实难谓蒋无尊重体制之心。其次，蒋所颁布手令的内容包括极广，越级指挥者并不多见，少数越级指挥且出现弊端较为严重者，仅为有关作战方面的手令。第3，军事将领喜好越级指挥作战，乃是在长期指挥小兵团的环境中所养成的习惯，加以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训练与经验所致，因此好越级指挥作战者，绝非仅限于蒋1人，而是1种普遍现象。更有进者，如将蒋的大量颁布手令放在战时中国艰困的物质环境下观察，可以发现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摘 要 题】现代人物研究
【关 键 词】蒋介石/手令/国民政府
【正 文】
    蒋介石所曾颁布过的手令，数量极多，据1位曾长期任职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以下简称侍从室)人士的估计，自1936年1月起，至1948年4月止，侍从室积累收藏蒋的手令，即有120余箱之多。（注：秋宗鼎：《蒋介石的侍从室纪实》，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955页。）晚近中外学界对于蒋颁布手令的看法，大致说来不外两种：第1种(以Lloyd Eastman为代表)认为蒋以手令越级指挥，是破坏体制的表现。（注：Lloyd E.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46. ）第2种(以黄仁宇为代表)则认为蒋的以手令越级指挥，乃是其“人身政治”的延长，企图以士气、人心取代制度。“只有经过他(指蒋)的耳提面命，对方才觉得责无旁贷，很多超越常理以外的任务，能否确实执行不说，首先也只有委员长的手谕或面谕才能派的过去。”（注：黄仁宇：《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23页。）以上两种说法，立场虽然截然不同，但是也有1些共同之处：第1，均认为蒋施行人治，未能尊重制度；第2，均将手令等同于越级指挥；第3，均忽略了1些历史上的偶然因素。

    笔者在查阅过2000余件收藏于台海两岸的蒋氏手令后，发现以上3点均有可以质疑或修正之处：第1，蒋的大量颁布手令，仅为战争时期的权宜措施，1950年以后所颁布的手令即大为减少；即使在1950年以前，蒋也再3督促所属尽量不以手令形式颁布命令，因此实难谓蒋无尊重体制之心。其次，蒋所颁布手令的内容包括极广，越级指挥者并不多见，少数越级指挥且出现弊端较为严重者，仅为有关作战方面的手令。第3，军事将领喜好越级指挥作战，乃是在长期指挥小兵团的环境中所养成的习惯，加以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训练与经验所致，因此好越级指挥作战者，绝非仅限于蒋1人，而是1种普遍现象。更有进者，如将蒋的大量颁布手令放在战时中国艰困的物质环境下观察，可以发现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凡此种种，均显示蒋的手令，不论是其性质、运作与影响，均值得重新加以检讨与评价。
    　　　　1、手令制度的运作
    自秦代以至于清代，皇帝的下行文书统称为诏敕、谕旨。皇帝的制敕通常由内廷发至中枢机构，以正式公文加盖朱印缄封颁下。汉代系通过宰相、3公府；唐宋系通过中书、门下和尚书3省；明清系通过内阁或军机处。凡不经正式机构程序，而由皇帝以个人名义直接发下的命令，唐代称为墨敕或手敕。皇帝所下墨敕，因用墨笔书写，未经正式议定，系个人意见，3省也可以不执行。如武则天时，宰相刘袆之即曾对武则天所下墨敕说过“不经凤阁(中书省)、鸾台(门下省)，何谓之敕？”（注：《新唐书》卷117，“刘袆之传”。）但是1般说来，手书墨敕仍具有与正式文书同等的效力，接受者不得不奉行。明清两代，谕成为皇帝常用的1种诏令文书，凡皇帝对臣僚有所训示和委任，称为敕谕，亦称为谕旨。清制规定，京部院大臣及各省督抚要员所上奏折，凡奉批朱发还后，该折无论是蒙上批圈还是书写，1律须按时汇缴，不得私自保留。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民国时期国家领导人的文书制度大致上沿袭前代，但是也有许多不同之处。以现存史料较多的蒋介石为例，其所批阅的文件或者下达的手令，系通过侍从秘书，分别送交侍从室第2、第4组，两组根据蒋的批示或手令，以其名义发布命令。有些带有通令性质的重要文书或指示，常由陈布雷或陈方起草，而以手令的形式发布；也有的是由蒋本人口述，经侍从秘书记录整理，再由陈布雷作文字上的修正，由侍从秘书代书，最后由蒋签名，交侍从室承办。
    从蒋介石所发手令的种类来看，大致上军事类较政治类为多(政治类中又以人事方面为多)，党务、文教、经济类较少。从手令的内容，可以反映出蒋本人的关怀所在，也可以反映出国民政府的问题所在。笔者于浏览过2000余件手令后，得到下列几点印象：
    第1，手令的范围极广。例如蒋1948年曾令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呈报该行过去3年外汇公私购户的名单及其用途，又曾多次下令于每保设置公厕，以重卫生。对于军公教人员及学生的服饰及行为，也不厌其烦地予以规范。例如他曾要行政院秘书长陈仪与内政部长研拟规定公务员制服、制帽，并分3等9级的可行性。又曾下手令要求研究女学生的标准发型；对于大、中学不守纪律的学生，则要求不可以开革了事，应先送入青年团的劳动营受训，然后再派至部队入伍。（注：《夏新霈陈侍从室第2处承发之2109至3105各年度手令清检表》，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431/3720. 01—01；《3101年度经发手谕及承办情形演示文稿表》，台北，“国史馆”特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军事类·中央军事报告及建议，043/6；蒋京访问与纪录：《萧赞育先生访问纪录》，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第2，蒋极为重视政令是否能贯彻至各基层。例如1942年蒋曾两度以手令致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指出“目前县以下各级党部皆销声沉寂，无所事事”，而要求健全区党部的组织。蒋又曾下令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政绩的考核，“应以保甲户口的虚实为标准”，并曾多次督促重庆市政府彻底清查户口，整顿市民身份证。（注：《夏新霈陈侍从室第2处承发之2109至3105各年度手令清检表》，国民政府档案，0431/3720. 01—01；《3101年度经发手谕及办理情形演示文稿表》，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军事类·中央军事报告及建议，043/6。）
    第3，蒋极重视宣传。1942年，蒋曾两度下令扩充无线电传真机器及各县乡镇公所收音机，并加强编制墙报。1945年12月，蒋曾以手令致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表示各省市政府内可设新闻组。在宣传内容方面，1941年蒋曾两度下令对中共在美宣传方法研究对策；1945年3月，蒋曾以手令致外交部长王世杰与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要求对于反苏言论应1律禁止。同年7月，蒋更曾以《中央日报》编辑、社论与“小评”的水准“幼稚拙劣，虽中学生犹不如也”，要求将编辑与评论者尽速调换。（注：《夏新霈陈侍从室第2处承发之2109至3105各年度手令清检表》，国民政府档案，0421/3720. 01—01；《3101年度经发手谕及办理情形演示文稿表》，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军事类·中央军事报告及建议，043/6。）
    　　　　2、对手令制度的各种批评
    蒋介石的手令制度最为人所诟病的，即为手令过多，使得各军政首长只知忙于应付手令，无暇处理1般正常的业务。（注：唐纵：《唐纵失落在大陆的日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页。）其次，蒋以手令越级指挥，也破坏了体制。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李宗仁即认为，抗战时期军事指挥系统的最大缺点，即为蒋介石的越级亲自指挥。他常在统帅部中，直接指挥前方的作战。抗战时他常直接指挥最前线的师长，内战时期甚至直接指挥至团长。（注：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1986年版，第549页。）指挥的方法为直接打电话或电报，故往往中央主管军令和作战的部门以及战区司令长官、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均1无所知，事后方由侍从室主任通知军令部。（注：王正元：《为蒋介石接电话102年见闻》，《江苏文史资料》第36辑，1991年，第30页。）使得中央作战部门和前线高级指挥官严重脱节，小则引起误会，大则误事。例如1937年在晋北进行的忻口会战前夕，归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管辖、驻扎于万寿山的部队在作调防时，由阎锡山“转下之命令早发迟到”，而第1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径下之命令迟发早到”，使得该部队不知所措，几乎错移位置。（注：徐永昌：《徐永昌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版，第115—164页。）内战末期担任青岛绥靖区司令官的刘安祺即曾表示，除了阎锡山外，“其它像广州的几个人，台湾的几个人，还有国防部，都要指挥我，所以我要伺候3、4个婆婆。但对我而言，地位最高的婆婆还是老先生(指蒋)。”“戡乱末期从东北战场到青岛撤退，老先生都是直接和我通电话，必要时派飞机把我接到他那儿去，即使下野回到溪口也是如此。”（注：张玉法、陈存恭访问，黄铭明纪录：《刘安祺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96页。）如陈诚、薛岳之类的将领们对于蒋直接调动他们的部队，虽然心存不满，但是尚不敢非议（注：王正元：《为蒋介石接电话102年见闻》，《江苏文史资料》第36辑，第30—31页。），第1次缅甸战役时，蒋介石派史迪威(General Joseph Stilwell)为总指挥，又直接指挥杜聿明和罗卓英，则使得史迪威动怒。（注：黄仁宇：《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第121页。）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蒋介石除了越级指挥，决策又往往1夕数变，经常是尚未考虑成熟即下达命令，等到军队调动到1半，他忽然又改变主意，更动自己刚下达不久的命令，弄得上下无所适从。究其原因，李宗仁以为是蒋未作过中、下级军官，缺乏战场上的实际经验所致（注：《李宗仁回忆录》，第549页。），徐永昌则以为是蒋“用兵不慎深思，且与僚佐声气不1，所以军队百苦于更调之烦”（注：《徐永昌日记》，第135页。）。
    针对各方的批评，蒋介石也有所解释。对于手令过多使得各军政首长只知应付手令的质疑，蒋表示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手令，有时想到的意见交给各首长参考则有之，正式的手令甚少。（注：《唐纵失落在大陆的日记》，第289—290页。）
    其次，蒋指出他只有在部属的能力不足时，才会越级指挥。1942年6月，他曾向史迪威抱怨军中将领的无能：
    在晚上，我必须醒着躺在床上，想他们可能会作些什么愚蠢的事，然后写下来并且告诉他们不要作这些事情。但是他们实在太笨了，除非你凡事先替他们想好，否则他们就会作许多蠢事。这就是带他们的秘诀——你必须先想到他们所可能会作的1切错事，然后预先警告他们。（注：Theodore H. White (ed. ), The Stilwell Paper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48), p. 125. ）
    至于将领如何无能，蒋曾在同年1篇名为《抗战形势之综合检讨》的演讲中指出，对日会战任务不能达成，并非全是由于装备不良，指挥官自行破坏会战秩序，使指挥系统紊乱，致任务不能达成者，也所在多有。原因在于实战时有少数指挥官于接受上级命令时，不能依据上级企图、所负任务及当前状况，下达自己的命令，仅照例承转，因而不适时机、不合状况，使得下级无所适从。另1方面，中间司令部对于下级的报告，仍有不依据当时情况并根据知识，判明真伪，而1律向上级司令部呈转，使高级司令部徒为低级司令部的文电所堆积。这些文电由于缺乏中间司令部的审核或判断，因此价值甚低。总之，由于中间司令部不作审查判断，加上越级报告等原因，使得高级司令部为求适机而越级指挥，因而造成指挥系统的紊乱，会战秩序也因而破坏。（注：蒋介石：《抗战形势之综合检讨》，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9，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210页。）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蒋介石对于军事将领的批评，每多出于家长式的求全管教，因此言辞不免激切，且常以偏概全。事实上，抗战期间的高级将领大多出身黄埔军校前几期。早期黄埔的训练时间甚短，所学有限，不过由于连年作战，因此升迁迅速。据统计，1944年时1般高级将领，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下，有些总司令、军长、师长的年龄，甚至只有3410岁（注：而当时日军1般将官的年龄，则大多在50岁以上。参阅张瑞德《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第11页。），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蒋介石对于这些学生在心理上总视之为小孩，“老是觉得这些毛头小子会出乱子而不放心……什么事情都不能放心他们去做，而事事干预他们，而且干预得很厉害”（注：刘凤翰、张力访问，毛金陵纪录：《丁治盘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06页。）。
    蒋介石不仅看不起他的黄埔学生，对于李宗仁、陈诚、薛岳等老1批将领的用兵，也常有不满而采取介入指挥作战的行动。例如1938年武汉会战时，蒋介石亲任总指挥，以第5战区李宗仁部负责长江以北防务，第9战区陈诚部负责武汉以东的长江以南防务。9月，蒋介石对李宗仁的用兵消极“殊为痛心”，乃亲赴鄂东督战；对于陈诚的“怯懦无识”，用兵“不知轻重缓急”，10分意外，深感将才之不易得。（注：杨维真：《再造革命——蒋中正复职前后对台湾的军事布置与重建(1949—1950)》，(台北)《中华军史会刊》第7期，2002年4月，第363—364页。）又如1935年元月，毛泽东在贵州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掌握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权，红军长征进入了第2阶段。3月31日，毛泽东、朱德南渡贵州乌江，红军此1行动使得蒋介石惊慌失措，紧急采取应变措施。根据侍从室主任晏道刚的回忆，“从得悉红军渡乌江之日起，蒋实际上就以战场指挥官自任，撇开了薛岳的贵州绥靖公署和前敌总指挥部，亲自打电话调动部队。薛岳变成了1个侍从参谋，等于1个高级传令军官，蒋有时还耳红脸赤骂个不停。每1道调动指挥部队的电令，薛岳非经请示不敢作主。”（注：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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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蒋介石也采用以下的1些方法改变大家对手令过多破坏体制的印象：
    第1，各机关不得照录手令转行。蒋介石1942年元月曾通令各部会机关，于接到手令后，应照令中意旨切实施行，凡主管部转饬所属的下级机关，即应以各该本部的名义行之，不应照录手令转行，或径以布告军民。（注：《1942年元月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呈文》，收于《通令中央各院部会不得以蒋中正手令为通令，应依手令意旨实行》，国民政府档案，0431/3720. 02—01。）例如财政部限制购置食盐1案，该部在致各岸盐务办事处的通电中，居然有奉委员长手令，后方各省对购买食盐应加限制，以后每人每月只准购买8两等字样，实在有失体统，应予纠正。（注：《1941年12月30日蒋介石致孔祥熙函》，收于《通令中央各院部会不得以蒋中正手令为通令，应依手令意旨实行》，国民政府档案，0431/3720. 02—01。）
    第2，更改“手令”名称。1941年12月，曾有侍从室幕僚向蒋介石建议，手令不下则已，既下非实行不可，以免失手令威信。指出近年各部门常不论事情大小，均以手令下达，应予以规范，凡遇特别重要的紧急事项，应下手令，次要事项则应用命令。（注：《1941年12月30日蒋介石致孔祥熙函》，收于《通令中央各院部会不得以蒋中正手令为通令，应依手令意旨实行》，国民政府档案，0431/3720. 02—01。）1942年12月4日，蒋更进1步指示侍从室两位主任贺耀组和陈布雷，以后发交各机关的手启各案，不可用“手令”的名称。（注：《蒋中正指示，陈布雷以后发各机关之手启各条不可用手令名称》，国民政府档案，0161. 42/4450. 01—01。）陈曾建议蒋，对于直属各单位，得用“手谕”字样代替；对于非直属单位，可用“手启便函”或“手条”等字样，绝不可用“手令”或“手谕”。（注：《蒋中正指示，陈布雷以后发各机关之手启各条不可用手令名称》，国民政府档案，0161. 42/4450. 01—01。）此项建议未见蒋批示，不过“手令”1词以后仍经常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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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蒋介石好发手令的原因(1)
    蒋介石的好发手令，与其军事统帅部的集权指挥方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军事统帅部的指挥节度，较为集权化。各地区的作战构想及指导，往往由统帅部基于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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