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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后商务印书馆的复兴(1)

2017-08-19 04:23 商务印书馆不但是我国近现代最大的出版社，同时也是重要的学术机构。它有一套完整的组织系统，下设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各司其职，效率极高。三所之中，以编译所最为重要，我国近现代各学术领域的著名学者和各界名流中的不少人都在里面工作过，如夏曾佑、杜亚泉、蒋维乔、蔡元培、孟森、陆费逵、胡愈之、陈叔通、茅盾、蒋梦麟、郑贞文、周昌寿、陈布雷、谢六逸、竺可桢、任鸿隽、周鲠生、陶孟和、何炳松、顾颉刚、叶圣陶、向达、陶希圣等等。除本职工作外，编辑还必须编写教科书、辞典等书籍；编辑之余，不少人撰写了各种专著和论文。它还资助学者到国外考察或从事其他工作，如蔡元培到德国留学，张元济、郑贞文代表中华学艺社到日本搜集珍稀古籍，都是由它部分或全部出资。它甚至提供资金让学者集中一段时间安心写作或研究。例如，曾任编译所所长的高梦旦一直想改革部首检字法，并已有相关成果，但自觉不够完善，当他听说在清华学校任教的林语堂曾发表过一种首笔检字法，就辗转托人介绍，与林语堂详谈，力劝其继续研究，还以商务印书馆名义与其订立合作研究的契约：一年内按月资助若干元，以减少他的课时，用以研究新检字法。[1] 商务印书馆还拥有远东藏书最多的图书馆——由原编译所资料室涵芬楼改造而来的东方图书馆。1924年，商务印书馆费银11万余两建造了五层钢筋水泥的大楼，以庋藏日渐增多的各类书刊，并供公众查阅。 至1931年，馆藏普通中文书籍已达268000余册；外文书籍80000余册；各类善本古籍35083册；中外版图表、照片5000余种；22省元、明以来方志2641种，25682册，“此中除省志齐全外，全国府、厅、州、县志应有2081种，本馆已收1753种，实已达全部百分之八十四”[2]。中外报刊杂志的收藏亦极完备，其中不乏珍稀之本，如香港出版而久已绝版的《中国汇报》（Chinese Repository）、《哲学评论》（Philosophical Review）等全套杂志，甚至远东唯一的孤本——初版全套德国《李比希化学杂志》（Liebig's Armclender Chemie und Pharmazie），以及我国清末以来出版的《谕折汇存》、《外交报》等大量全套报刊杂志。在张元济、王云五等人的苦心经营下，到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不但在中小学教科书、普及读物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已经出版或正在出版的《四部丛刊》、《万有文库》等大型丛书、《百纳本二十四史》，以及《辞源》等工具书更是影响巨大，其他出版社无与颉颃者。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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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商务印书馆业务蒸蒸日上之际，一场巨大的民族灾难打断了这一进程。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本军队突然侵犯上海闸北地区，我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淞沪抗战爆发。次日上午，位于宝山路上的商务总厂和附属尚公小学因遭日机轰炸着火，烧至下午全部被毁。2月1日，曾被火势殃及的编译所（包括附设的10多家杂志社）和东方图书馆又因日本浪人放火，大火再袭，到傍晚焚毁一空。从3月2日日军占领商务印书馆所在的闸北地区，到5月23日由上海撤兵区域接管委员会收回为止，占地80余亩的厂区内，除机器修理部、浇版部及病房几处外，其他庞大的建筑群均成废墟；所有的机器设备、书稿纸张及藏版等均付之一炬；东方图书馆藏书除5000册善本寄存金城银行外，其余亦化为灰烬。据统计，物资损失高达1600余万元。[3] 至于无形的损失，更是无法计量。如，时任编译所所长的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何炳松曾计划写一部纵向上通贯古今、横向上包罗万象的通史。据郑振铎说，这个“中国通史的计划，预定请国内若干历史学者们通力合作；那计划是很新颖的，把全书分作了二百多章，每章自成一书。可惜只出版了三四十本即遇到‘一二八’倭变，商务印书馆一炬成灰，这个计划也便无疾而终。然即就已经出版的三四十本书看来，如果这部书能够成功，无疑的将成为中国通史中最好的一部。”[4] 郑振铎的回忆略有小误，他将同是何炳松主编的《中国史学丛书》误记为《中国历史丛书》了。《中国史学丛书》所收为年谱，谱主绝大多数为历代学术文化界人物，共出版43种；《中国历史丛书》从1930年7月到1931年9月共出版10种，并无三四十本之众；选题均为中国史的重要内容，而且范围广泛。其中属于政治方面的有《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三国之鼎峙》、《晋之统一与八王之乱》、《义和团运动与辛丑条约》等；属于经济、文化、学术方面的有《西汉经济史》、《宋元经济史》、《东汉之宗教》、《辩士与游侠》、《王守仁与明理学》，值得注意的是，还有近现代选题《日俄战争与辽东开放》。如果能将这些专题研究综合起来，加以融会贯通，做到何炳松极力主张的专史家与通史家的结合，那么，一部优秀的通史将指日可待。令人扼腕的是，一位具有通识眼光的历史学家关于中国通史的精心设计，竟毁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从某种角度看，这类无形的损失，价值并不低于物质的损失。 以后，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成立了以张元济为首的特别委员会，下设善后办事处作为具体办事机构，由王云五等人负责，编译所所长何炳松等原部分雇员为工作人员。当时满目颓垣，百废待举。办事处首先列出了亟待处理的21件事项并作了分工，确定了相关负责人。其中何炳松主持清理存稿存版及版税、清理图书馆、保管和宣传等工作，同时参与清理各种契约及交际工作。不久，办事处正式命名下属机构，任命何炳松为稿版处、保管处、图书馆清理处、宣传处负责人。 商务印书馆遭难后，王云五趁机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组织结构调整。他首先解雇了已经停职的全体职工；接着缩小组织，设立总管理处主管公司行政，自任总经理，统揽一切事务。总管理处下设生产部、营业部、供应部、主计部、审核部、秘书处和人事委员会等7个部门，分管有关工作。与以前相比， 最重要的变化是取消了职责重大的编译所，代之以隶属于生产部的编审委员会，并亲自兼任主任，[5] 由李拔可、何炳松、庄俞、李伯嘉兼编审员。从机构设置看，编审委员会属于三级机构，地位实在微不足道，但这个三级机构的主管者却是一级机构的总经理，这样的职务安排未免有点不伦不类，出现这种情况与王云五的偏狭有关。 王云五是一位有能力、雄心勃勃的人。1930年2月，他接替年前逝世的鲍咸昌，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为了有所作为，他提出了接受任命的两个条件：实行总经理独断制，将原最高管理机构总务处降格为总经理的办事机构；由馆方出资送他赴欧美各国考察企业管理半年。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同意了这些条件。于是，就任的次月，王云五就前往欧美9个国家，参观了40 多家公司工厂及几十个研究所和各种团体，并咨询专家五六十人。9月回国后，他拟定了“科学管理法”， 并向下属介绍考察感受和实行新管理法的设想。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王云五正式推行“科学管理法”，并改变商务的组织结构。具体措施包括：改组总务处及改订有关章程；成立研究所并亲自兼任所长；取消编译所及下属各部，代之以编译评议会、总编译部、编译各组、各种编译委员会、各杂志社和事务部等6个部门；同时， 公布“编译工作标准章程”。从12月18日他召集编译所各部负责人宣布改组的办法，到何炳松与具体人员谈话、予以落实，整个过程才花了短短的几天时间。这时的王云五，踌躇满志，急于一展宏图。[6] 由于“科学管理法”对编辑工作片面强调量化考核，与脑力劳动的实际情况严重不符，而且每天要填写固定格式的工作情况表，不胜其烦；此外，组织结构的变化也使大家很不适应，结果在编译所内遭到了强烈反对。从次年1月9日开始，短短数日之内，有人愤而辞职，有人罢工，有人则径回原部工作，馆务一片混乱。接着，新任命的编译评议会评议员纷纷辞职。编译所职工会除了召开全体会员大会，议决拒绝新颁布的“编译工作标准章程”，请求何炳松保持所长职权外，还召开上海各界人士招待会，宣言反对“科学管理法”，呼吁社会各界主持公道。同时，向上海市社会局控告王云五。王云五没有料到平时文质彬彬的编辑们会群起反对，一时不肯让步，于是陷入僵局。后来由于局势愈演愈烈，上海社会局不得不出面干预，主持调解劳资双方矛盾。在局面失控、生产几乎无法运转的情况下，王云五才不得不作出让步，于1月下旬同意“在编译所范围内维持原状”，[7] 正式宣布撤回“标准章程”。编译所与商务印书馆的其他部门不同，成员都是知识分子，其中不乏高学历、高知名度学者，以及某些领域的专家。因此，原先的工作制度是适合这些人的特点的，即按学科划定各人的工作范围，完成书稿等编辑任务后，个人的科研或写作有着比较充裕的时间。这种弹性工作制的效率主要依靠个人的自觉性和责任感，而不是刻板的规章和严厉的惩罚。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符合编辑工作实际、行之有效的方法，王云五贸然改变一切，遭到反对是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