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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俗语与汉民族的本土文化特征初探(1)

2017-08-19 03:24 摘要本文通过对汉语俗语的论述，结合汉民族独特的本土文化的特征，对汉语俗语充斥了汉民族古色古香的各种价值取向进行了分析探讨。
关键词俗语汉民族本土文化价值取向
在语言这个符号系统中，俗语是一种以极少的文字反映多信息的语言形式，言简意赅是它的优势。它是“通俗并广泛流行的定型的语句，简练而形象化，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反映人民的生活经验和愿望。”因此，它又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拥有了一大批使用者和传播者。它不是某个专家学者书斋里苦思冥想出来的产物，而是广大人民在生活中用集体的智慧创造出来的，民族文化土壤中培植出来的一朵奇葩。因此，在俗语这个简洁的形式里面，就希杰先生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传播的手段，是社会的窗口，是个人心灵的镜子，是古代生活的活化石。”俗语作为语言的一种形式，就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活化石的重任。
一、俗语语言形式的选择就是一种本土文化的折射
“语言是信息的载体，语言本身就是信息，这信息就是民族文化积淀。”汉语俗语在语言形式的选择上，就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也就是说汉民族的思维模式、审美情趣、哲学思想等，都在俗语的语言形式上留下了或隐或现的烙印。
1、俗语重形象的表现形式，体现了汉民族偏重表象的思维是一种近乎“形象思维”的模式。这不是说汉民族的思维品质不好，或是汉民族的原始思维模式就是建立在“观物取象”的基础上的，汉民族习惯于以感性的成分就占了优势，而理性的成分就显得薄弱了些。这种思维的模式体现在俗语的语言形式上就是：强调形式的完整性，语义的形象性。
俗语是“通俗并广泛流行的定型的语句。”在结构形式上，俗语具有比较完整的句子结构。如“识时务者为俊杰”，主谓宾齐整；“吃了砒霜药老虎”，是个连谓语句。甚至还有紧缩复句形式的俗语，如“上梁不正下梁歪”、“日间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俗语在语义的传递时，特别注意语义形象性，俗语的形象性往往是通过运用各种修辞手段来实现的。如“天下的乌鸦一般黑”是通过比喻手法，比喻不管什么样的坏人，都有一样的坏。用“乌鸦”来比喻黑心肝的坏人，再形象不过。“大丈夫顶天立地”是通过夸张的手法，形容有志气有作为的人形象高大，气概豪迈。“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是旧时佛家劝告人行善改恶的口头语，它通过对偶的形式，告诫人们做好事就有好报应，做坏事就有恶报应。“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臭皮匠”、“诸葛亮”又是使用的借代手法，“臭皮匠”代平常之人，“诸葛亮”代足智多谋者。其余如使用比拟手法的“庄稼不认爹和娘，功夫到自然强”；顶真手法的“林多水多，水多粮多”；使用摹状手法的“天上钩钩云，地上雨淋淋”；使用双关手法的“要打当面鼓，莫敲背后锣”。又由于俗语是劳动者人民创造出来的，因此，俗语在词汇的选择上，也颇具平常心，大多选用朴实无华，平实易懂的词语，这样就使俗语更具平民风格，更平易近人，这也是俗语千百年来得以常兴不衰的原因之一。
2、汉民族这种重直觉，重整体的思维模式还体现在汉语的俗语中，词的独立性极差，词的意义，就词本身而言，在俗语中不能很好地独立展示，有的词义几乎全部丧失了它原有的意义，一条俗语的意义要用整体的、相对的宏观的目光去审视，而决不能用1加1等于2的思维方式套用到俗语的理解上。如果肤浅的用1加1等于2的模式去看俗语的话，那么我们所理解的俗语，仅仅是几个词义的迭加，而几个词义的简单迭加后所得出的俗语的含义，有时与俗语真正的含义风马牛不相及，充其量也只是非驴非马的怪物。如“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大河里有水小河里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死知府不如一个活老鼠”等，这些俗语中词的个体符号意义在整条俗语的表现上，已显得微乎其微，读者必须用整体的、相对宏观的甚至要用哲学的眼光去审视，方能悟出其真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