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韩关系史的一段内幕(1)(2)
2017-08-20 02:30
导读：根据吴大ｃｈéｎｇ＠①《自订年谱》记载，吴大ｃｈéｎｇ＠①于同年1月14日，先后将所作“辨党论二篇”及“求贤论、育才论、节用论、恤民论、缓刑
根据吴大ｃｈéｎｇ＠①《自订年谱》记载，吴大ｃｈéｎｇ＠①于同年1月14日，先后将所作“辨党论二篇”及“求贤论、育才论、节用论、恤民论、缓刑论、练兵论六篇”，交朝鲜政府“转呈国王”，同时亲书“节用爱人”与“民为邦本”两幅字转送国王。至同年2月7日，朝鲜国王高宗到南别宫下榻处第二次会见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一行并与之道别，吴大ｃｈéｎｇ＠①还向高宗赠送了古铜镜及枪法册子（注：吴大ｃｈéｎｇ＠①：《自订年谱》，转引自《吴ｋè＠②斋先生年谱》，118页；《承政院日记》高宗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高宗实录》高宗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金总理遗稿》，115页。根据吴大ｃｈéｎｇ＠①《自订年谱》记载，当天吴大ｃｈéｎｇ＠①等曾将前来道别之朝鲜国王高宗“留之宴饮，薄莫（引者按：疑为暮）始归”。惟根据上述朝鲜王朝方面相关记录，朝鲜国王高宗于当天下午赴南别宫道别之后，又回到宫中，与大臣们商议吴大ｃｈéｎｇ＠①建议之书院规则等事，如此则首先在时间上与吴大ｃｈéｎｇ＠①《自订年谱》之记载互相冲突。因此，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上述记载有待进一步考证。另《高宗实录》将此事记入“十二月二十日”即1885年2月4日，并称“中国钦差吴长庆”，其时间与人名均误。）。第二天即2月8日，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一行乘船离开朝鲜仁川港而归国，从而结束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查办”之行。就在2月8日当天，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上奏光绪皇帝详细报告“筹办朝鲜善后事宜并起程日期”，可以说是关于此次赴朝“查办”之行的最终
总结报告（注：《会办北洋事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吴大ｃｈéｎｇ＠①奏筹办朝鲜善后事宜并起程日期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7，4-6页。）。该奏折中提到“转呈”朝鲜国王的上述文字，要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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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等先以辨党论二篇，剀切晓谕朝鲜臣民，痛戒其党同伐异之见，由朝王刊刻颁示，并拟养贤、育才、恤民、缓刑、节用、练兵六条，按时立论，救偏救弊，大旨以培养寒士、体恤民艰为最要。若专任阀阅，不能破格用人，则士无进身之阶；若苛敛民财，不能量入为出，则民无藏富之日。士不自爱，农不安业，而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民，日习于游惰，即不免于饥寒，此民俗日偷而犯上作乱之机所由伏也。
可见，吴大ｃｈéｎｇ＠①是从劝戒朝鲜王朝努力消除如甲申政变之“变乱”根源的角度来提出善后对策建议，其内容涉及
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等诸多内政问题，实际上反映出当时清政府对朝鲜的积极干涉政策。其中，“辨党论二篇”与吴大ｃｈéｎｇ＠①《自订年谱》记载并无二致，而所谓“六条”之内容顺序与《自订年谱》记载有所不同。鉴于上述奏折为吴大ｃｈéｎｇ＠①本人当时留下的第一手原始史料，而《自订年谱》记载系吴大ｃｈéｎｇ＠①年届六旬之际“追想之事，间有讹误，仅属初草，而未经润色者也”，（注：参见《吴ｋè＠②斋先生年谱》，279页。）因而所谓“六条”文字的内容顺序无疑应以上述奏折为准。至于奏折中使用“臣等”字样，似乎表示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与续昌联名提出，应是吴大ｃｈéｎｇ＠①于上奏之际有意顾及与自己同行之“满员”续昌的缘故。事实上，该奏折本身就是吴大ｃｈéｎｇ＠①的单独上奏，其《自订年谱》则根本没有提及续昌参与撰写上述文字之内容，韩国藏各印本均称“吴清卿”即吴大ｃｈéｎｇ＠①之名，其文风亦吴氏特有议论风格，因而完全可以断定为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个人作品。
仍由笔者发现于韩国的笔谈记录，根据其中“昨日国王拜领大人法书”等内容，其时间应是在吴大ｃｈéｎｇ＠①将上述文字及亲书两幅字转呈朝鲜国王高宗的第二天即1885年1月15日。至于自称“允植”之笔谈对象，则是时任朝鲜王朝高宗政府兵曹判书的金允植。按金允植，字洵卿，号云养，出身名门世家，为近代韩国汉诗文大家，在政治上则是近代韩国稳健开化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至1881年，金允植以领选使资格率领朝鲜学生到中国天津学习“军械学造”，并奉命同李鸿章密商朝美条约等事（注：参见权赫秀：《19世纪末韩中关系史研究》，汉城：白山资料院，2000年，52-91页。），从此长期负责朝鲜王朝对华外交事务，不仅同李鸿章等清政府负责对朝鲜事务的主要官员保持书信联系，与当时驻扎汉城的清军指挥官袁世凯等人也有密切来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