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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朱湘诗歌的外来借鉴与民族融合(1)

2017-08-19 06:54 [摘要]新月派重要诗人朱湘在广泛吸收西方新诗的基础上，扎根于民族传统，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在中国新诗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以勇于创新、大胆试验的朱湘诗歌为例，从内容和形式上分析了诗人诗歌中中西合璧的因素，以及诗人对新格律诗的建设、发展和完善做出的突出贡献。 　　[关键词]朱湘；借鉴；民族融合
　　
　　1933年12月5日，“清华四才子”之一的著名新月诗人朱湘，中国新格律诗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投江入水成为缪斯女神的殉道者。孤傲狷介的诗人以独特的方式结束了不堪重负的生命，“自杀的诗人死于信念的毁灭”[1]。我们今天已无法知晓朱湘之死究竟是诗歌思维的枯竭，还是贫困生活的重压，但他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独到的贡献，备受后人重视，被给予极高的评价。
　　新月诗人诗歌纵横捭阖，各具风格。与徐志摩的才情恣肆、热情宣泄不同，与闻一多的节制悠缓、深沉醇正迥异，朱湘作为新月诗人中的“大将兼先行”，“最不苟且最用心深刻的一位”[2]，他的诗整体上结合传统与现代，融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于一炉，借鉴东西方诗歌成功模式，匀称工整，讲求用韵，节奏轻缓，温暖柔和，意象独特新奇，大胆引用西方意象入诗，感情平静中深邃，在题材上，很少涉及宏大题材，远离社会现实，一心潜心诗国，即便偶尔涉及，也尽量隐含批判意味。他热心于叙事诗的创作，并在传统中挖掘题材。在诗歌创作的形式上，他也做过很多有创造性的尝试，大胆套用西方诗歌形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为二三十年代的诗歌逐渐走向多元和规范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一
　　
　　朱湘1927年赴美留学，两年后回国，先后学习并通晓了英文、法文、德文、希腊文等，他也曾翻译过《路曼尼亚民歌一斑》、《英国近代小说集》、《番石榴集》等国外诗歌和小说，并从中受益。还在中国的时候，因为五四运动的缘故，那一时期大加推崇的浪漫主义文学也同样影响到了朱湘，形成了他诗歌中广泛表现的浪漫主义情愫。到了美国，更是对英国湖畔派诗人的诗作极为推崇，大加模仿。在他的很多诗歌中，我们都可以发现湖畔诗人的影子。在《南归》一诗中，就直白地写到“他们说带我去见济慈的莺儿／以纠正我尚未成调的歌声”。以他早期的诗集《夏天》为例，在对象上，他多歌咏自然景色、田园风光、闲适生活，以此抒发对大自然的喜悦和憧憬，流露出对于美、生命的由衷的感叹，浸润着淡淡的哀愁。他不着重观察现实人生，侧重于创造理想世界，“同时在这些事件和情节上加上一种想象的光彩”[3]。显然，这是受到了湖畔诗人W·华滋华斯“在这些诗中，是情感给予动作和情节以重要性，而不是动作和情节给予情感以重要性”[4]的影响，与W·华滋华斯的“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5]是高度一致的。他也动手翻译了大量W·华滋华斯、S·T·柯尔律治、济慈等人的诗歌，喜爱程度可见一斑。
　　虽然在选材、意象、格调、表现方式等方面都可以发现朱湘和湖畔派诗人有高度的一致性，但并不是说朱湘在对湖畔诗人的学习和模仿中，采取了照搬的模式，恰恰相反，他在很多地方都自觉的做了修正。他自己就曾经说不反对“借助于西方文化”[6]，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创造一种表里都是‘中国’的新文化”[7]，所以他的很多诗歌，都是可以找到民族之根的，他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民族性。
　　在表现方式上，朱湘走了一条和当时大多数诗人迥异的道路。他首先批评了当时诗歌界两种不良的现象——“浅尝的倾向，抒情的偏重”[8]，认为：“诗的种类很多，抒情不过是一种，此外如叙事诗、抒情诗、史诗、诗剧、讽刺诗、写景诗等等哪一种不是充满丰富的希望，值得致力于诗的人去努力?”[9]按说，中国本无叙事诗的传统，朱湘却从《荷马史诗》等西方叙事诗歌中发现叙事诗也是一个值得尚在起步中的中国新诗人去发掘的表现体裁，他“深信我国国语最宜于作长诗”[10]，身体力行在现代叙事诗上从题材和表现视角、韵律革新上都做了尝试。他认为“读书的主要目的是搜集史事诗材料”，“文学上的工作最要紧的是史事诗”[11]，曾计划写出韩信、文天祥、孔子、杜十娘等人的叙事诗作品。在公开发表的诗作中，叙事性质的就达十余篇，如《王娇》《猫诰》《八百罗汉》《团头女婿》《庄周之一晚》《收魂》等，风格各异，角度奇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