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湘诗歌的外来借鉴与民族融合(1)(2)
2017-08-19 06:54
导读：诗人的独特性在于大胆的创新。在朱湘诗歌中，对意象的创新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他的诗歌中大胆引西方人物入诗，以增加新诗的语言张力。如在《
诗人的独特性在于大胆的创新。在朱湘诗歌中，对意象的创新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他的诗歌中大胆引西方人物入诗，以增加新诗的语言张力。如在《巴俚曲．二》中写到：“朱湘你是不是孥性命当玩……还是有大题目当前像甘地／那么绝食七十七天为了印度。”之三中写到：“恰好是亚吉里斯的反面……一点刚强其余都是孱弱。”《意体十四行·一》：“不如孥生命去卖给撒旦／不!撒旦便是神道的化身”[12]，《栾兜儿两首》：“谈尼生戴上桂冠享大名，他的诗敌当时多么潦倒……白朗宁的福分。”_[13]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一方面，他引进这些意象完善了自己的诗歌，说明了
现代诗歌完全可以用西方意象入诗：另一方面，他用这些西方悲剧人物来入诗，也和作者多舛而坎坷的命运不无关系，平静中饱含着一种别人无法体会的忧伤，读来含蓄隽永。
朱湘历来主张使用多种形式来表现现代新诗的发展可能，为此不惜大胆移植西方诗歌体式实践汉语诗歌，从而寻求与汉语语言风格、音律、文化完整结合的可能性，让两者形成水乳交融的整体。在《石门集》中，收入他各期创作的西式诗歌96首，其中回环调1首，三叠令(triolet)2首，巴俚曲(ballale)3首，栾兜儿(rondel)14首，英、意十四行诗(sonnet)分别54首和17首，两行体1首，四行体4首，他用各种西方诗歌体式做实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我们以他《意体十四行·十》这首诗歌为例，作者采用4、4、3、3的格式，通过对处于同一园林中的鹊鸟、麻雀、黄鹂、鹰的描述，夹杂着诗人自己的偏好，以对“流俗般披着俏丽”的鹊鸟和“飞舞在半空”威吓的鹰辛辣的讽刺，揭示了当时诗界鱼目混杂、帮派林立的现实。全诗韵律齐整，想象新颖，借物抒情，遥有所指，格调清新，读来畅快淋漓。在套用这些诗歌体式的过程中，朱湘觉察到汉语作为象形文字，视觉性强，强调隐意功能；而
英语属表意文字，感受性强，注重信息功能，因此他有意识地用汉语的平仄律去对应英语的强弱音，用跌宕来见轻重的节奏，既符合商籁体音律齐整的要求，又符合人们的欣赏心理，从而达到一种抑扬顿挫的感官享受性。在今天看来，虽然他的这种尝试还显得很不完善，但作为一个先行者，其勇气却是极为可贵的。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二
朱湘作为新月主将，高扬了新诗革命的大旗，但他对于民族文化传统依然饱含激情。他在《文化大观》中激烈而严肃地批评了“那种‘线装扔进茅厕里去’的态度，是昧于历史观”的，从一开始，他对民族文化就抱着一种扬弃的科学态度，审慎地加以辨别。沈从文先生首先注意到，朱湘诗歌“保留的是‘中国旧词韵律节奏的灵魂’”，“使新诗和旧诗在某一意义上，成为一种‘渐变’的联续”[14]。同样，苏雪林也认为朱湘“善于触化旧诗词，旧诗词的文词、格调、意思他都能够随意取用而且安排得非常之好”[15]。他曾经潜心研究过中国古典诗词，并且自觉地写过十余篇学术文章，如《王维》、《五绝中的女子》、《古代的民歌》、《吟风阁》等，他将这些学习心得自觉运用于诗歌创作中。对中国古代的传统诗词和民谣鼓词也继承吸收，加以发扬，用“旧瓶装新酒”，创作出一系列脍炙人口、具有民歌风味的《采莲曲》、《摇篮曲》、《昭君出塞》、《废圆》等诗歌，节奏轻缓，动听悦耳，充满一种东方美的恬静、柔适。
题材上，他倾向于挖掘已有的古典题材，大胆加以改写，赋予新时代的特色和意义，倾注“五四”以来一代新青年的思想感情。他认为“天下无崭新的材料，只有崭新的方法”，关键在于“全靠新诗人自己去判断”[16]，只要消解掉其中的消极成分，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整饬出新的意义和价值，就是了不起的创新。如他长达900余句的叙事诗《王娇》，就取材于明代冯梦龙《警世通言》中的“王娇鸾百年长恨”篇的故事情节，但并不对小说单纯地加以诗化。他首先对于结构作了大胆改写，将原结局的王娇报仇、负情郎被斩的“大团圆式”结局赋予悲剧意义，不去探讨周生始乱终弃的道德问题，而来考虑周生在生活面前的不堪重负，被迫选择。同时另辟蹊径地以王娇爱情理想的破灭来谴责了王父不当的门阀观念。全诗格调低婉凄徊，颇能感人，与朱湘命运坎坷、颠沛流离的现实生活不无关系。同样，叙事诗《团头女婿》也取材于《警世通言》中的“金玉妈棒打薄情郎”，加重刻画莫稽虽破万卷书却仍然靠乞丐团头资助生活的社会不正常现象，消解了原小说中对薄情郎“贵而忘贱”的批判意味和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