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见意识与担当精神 ——关于当下文艺批评的思
2017-08-20 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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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于“当下”的文艺批评,其作业对象是杂沓纷呈的创作实践和
进行于“当下”的文艺批评,其作业对象是杂沓纷呈的创作实践和变动不居的文艺现象,“作业方式”通常体现为临场“诊断”、即时“对话”。这意味了相对于文艺理论,文艺批评跟文艺家、文艺作品及其时代的内情关涉更为贴近,处于更具前沿性、更带有动态性质的学术位置;也因而意味了批评跟创作构成互动、构成比翼振翮的事 实与可能。 “理论”与“批评”的传统界定中,说后者就是以前者去面对具体,不太合逻辑,且事实至少是很不完备的。文艺批评作为一种前沿观察和运动中的把握,并不能依赖于、局囿于理论的先在和预设,批评固然是阐释,只是其生命和活力集中表现为创造性的发见,所谓批评是“为别人创造文本”,它以开掘和发现启示于创作与阅读,同时,也不断给理论做出新的提供、增添和匡正。杜勃罗留波夫之于奥斯特罗夫斯基、别林斯基之于果戈理、车尔尼雪夫斯基之于老托尔斯泰以及莱辛之于汉堡民族剧院的演出等等,差不多于此做出过“示范”。 文艺批评的当代发展中,多有另辟蹊径、别立新宗的追求,就潮流迁变看,大体如同西方学界描述过的,形成了从以作家为核心的社会历史批评、到以作品为核心的文本批评、到以读者为核心的反应式批评这一流向。路数流派的分道,批评重心的转移,自然从各自的方位适应了文艺情状迁变的内在、外在要求,不必执一端而论优劣。可以肯定的是:在批评前沿位置的题义中,学术前沿跟时代前沿往往是互为表里的,艺术的前沿思考跟相应的时代、社会思考常常是内在约定的,文艺批评有理由选择不同的方式和方位,却无法规避这种表里的系结和内在的约定。批评潮流的“内转”倾向和“世俗”趋附,以“纯艺术”、“唯功效”的名义和尺度从不同方位弃置、排拒文学跟社会历史的相关思考,或许并不妨碍种种匠艺式的评说、偏执性的寻究,而从这里丧失了的不是别的,恰恰是批评深层发现的现实根据与探访途径。 毋须讳言,在历史的、
美学的批评要义上,对前者的自觉疏离乃至无端鄙薄造成发现力的短路和窒息,如同我们已然感受到的那样,一定程度上已结果于批评的现实。我们理所当然地摒弃庸俗
社会学的批评,它以批评陷入歧途给我们留下过足够的教训;同样理所当然的是:无论是文艺作品还是文艺现象,都并非天外来客而不能不是特定时代土壤和艺术感应的生成物,评论如果不是就事论事、即兴随遇而追求对象把握的真切性和厚重感,就不能离开“背景”材料,包括对象全人、全作这个“近景”、特定时代的艺术征象这个“中景”,更包括一定时代的天候、地气这个“远景”。拒绝对文艺家、文艺作品做出背景透视,无异于画地为牢、作茧自缚。 强调“专业”、强调“学理”、强调“审美”都是批评的题中之义,同样作为题中之义的是:批评不只要突破那种学究式地谈论只有在心醉神迷的境界里才能感觉到的东西,而且要突破那种在对象面前的静止、孤立的把握方式,看到对象跟整个社会历史生活、跟相关时代内情的干系,从而实施对整体世界岩洞的背景观照。这实在是件“性命攸关”的事体,关系到批评能否走出一鳞半爪的瞎子摸象、东扯西拉的言不及义、南辕北辙的指鹿为马;关系到批评通常要求的审慎态度、稳定把握、穿透目光和睿敏发见。如果可以说创作者通常“透过作品看世界”,那么,大体可以说“透过世界看作品”是评论者的认知和感受方式。设若我们不知置身何处、不知今夕是何年——没有一个坚定的立足点、坚实的观测点,离开历史关联的梳理和照察,批评识真辨假、议长论短将十分可疑,更无论创造性的发现。不难设想,没有对俄罗斯农奴制度丑恶现实的卓越洞察,没有对斯拉夫民族蕴藏的精神和力量的真切体悟,别林斯基就不可能对《死魂灵》的文本价值做出创造性的发掘,不可能在“死魂灵”后面发现“活魂灵”,在发现“天才的讽刺”的同时发现“诗意的歌颂”。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红楼梦》作者不可能是“曹雪芹”
陈寅恪与钱穆史学思想之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