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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与中国园林类型程力

2015-01-21 01:40

摘要 “不管在复杂的还是简单的情形之下，总是环境，就是风俗习惯与精神，决定品的种类；环境只接受同它1致的品种而淘汰其余的品种；环境用重重障碍和不断的攻击，阻止别的品种。”（丹纳《艺术》）在世界古典园林类型中，有意大利的台地园、法国的平地园、英国的牧园、日本的水石庭，育化在中华文化的肥壤沃土中的园林则是以“可居可游”的山水园为基本类型...... 
　　“不管在复杂的还是简单的情形之下，总是环境，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决定艺术品的种类；环境只接受同它1致的品种而淘汰其余的品种；环境用重重障碍和不断的攻击，阻止别的品种发展。”（丹纳《艺术哲学》）在世界古典园林类型中，有意大利的台地园、法国的平地园、英国的牧园、日本的水石庭，育化在中华文化的肥壤沃土中的中国园林则是以“可居可游”的自然山水园为基本类型。中国园林艺术创作的最高准则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即得自然之道，获得人之精英，生成艺术生命，从自然中感悟出生命真谛、宇宙隐语，自然因人的情思而包裹感性及生命，由此孕育并上升为容量极大、辐射力极广的审美意象。“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明·张潮《幽梦影》）“文人园是主观的意兴、心绪、技巧、趣味和文学趣味，以及概括创造出来的山水美。”（汪菊渊《中国园林》）中国人这种深沉的山水自然意识，使中国园林成为自然山水园的精神发源地。

“天人合1”的宇宙观与自然山水园

　　中国的自然山水园的创作原则是“天人合1”哲学观念与美学意念在园林艺术中的具体体现，即纯任自然与天地共融的世界观的反映。

　　中国古代哲学宣扬人与自然的统1与和谐，提出了“天人合1”的命题，以天人合1为最高理想，体验自然与人契合无间的1种精神状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核心。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中国上各个时期对于“天”的认识并不1致，殷周时代的“天”有时指超自然的至上神（人格神）。春秋战国时代的“天”，已经由至上神过渡到自然之天，即自然界的苍苍天空。宋明时期，唯物主义思想家以“气”讲天，指物质世界之总体；唯心主义思想家以“理”讲天，指最高原理、最高理念。对“天人合1”的内容所指也不同，如汉·董仲舒的“天人合1”，含牵强附会内容；宋·张载的“天人合1”，主要肯定人与自然的统1，认为天地犹如父母，天地与人都是气所构成，天地的本性与我的本性也是统1的，人民都是兄弟，万物是我的朋友。清·王船山强调“天人合1”并不在于外形和表面的同1，而关键在于1种“道”和“”的合1。总之，“天人合1”精神贯穿了我国整个古代文化思想史，制约着人们的思维、言行、人格理论，渗透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各个领域，包括中国古典园林文化。

　　道家主张“以人合天”，提出“法自然”、“法天贵真”，儒家探究“以天合人”，所以，中国的古典园林遂成为“艺术的宇宙模式”（王毅《园林与中国文化》）。法国艺术史家热尔曼·巴赞说：“中国人对花园比住房更为重视，花园的设计犹如天地的缩影，有着各种各样自然景色的缩样，如山峦、岩石和湖泊。”中国园林在营构布局、配置建筑、山水、植物上，竭力追求顺应自然，着力显示纯自然的天成之美，并力求打破形式上的和谐和整1性，模山范水成为中国造园艺术的最大特点之1。

　　基于天人合1的思维模式，人们“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因而，从根本上缺少形成宗教的思想基础。占中国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学强调人本主义的道德观；道家创立了“本体论”学说，以之为基础的道教虽胎生于阴阳5行和神仙方士，但它所宣扬的“3昧”或“禅那”的目的和印度的“利雪斯”是完全不相同的，印度人寻求的是足以使他们能够统治神的1种苦行感化力，而道教寻求的却是宇宙中万物的永生，修行只是道教用以达到目的的之1。道教也区别于西方禁欲主义的宗教，具有世俗化、现世化与迎合人的现世俗望的特征。中国佛教中最有势力的教派是有别于印度佛教的禅宗，禅宗所指的“佛”，是无牵无挂、无忧无虑、不欲、不求、不争不夺、超乎是非荣辱之外的精神麻醉之人，理论核心“超脱”，也只能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才能实现，所以它倡导的是“顿悟成佛”，废坐禅废戒律，将“修禅”变成了“修心”，完全变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大大淡化了本来意义上的宗教色彩。“在禅学看来，人既在宇宙之中，宇宙也在人心之中，人与自然并不仅仅是彼此参与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是两者浑然如1的整体。”（洪修平、吴永利《禅学与玄学》）这是天人合1精神的特殊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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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脱神学独断的生活信念，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正是我们中国文化之长。中华民族有历代相承的深厚教养，无须赖藉宗教或国家权力。

　　与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础性缘由和深层次根源的“天人合1”思想传统相反，西方的文化思想系统，从古希腊的本体论到近代的认识论，主客2分的基本思路始终占主导地位，构成了中西文化的本原性差异。在古代欧洲、西亚以及印度，宗教是维系人心的力量，对于上帝、神、佛祖的信仰是他们的精神寄托，他们从上帝、神、佛祖的信仰中引申出道德原则。宗教家以神为本位，鼓吹上帝创造世界，要求皈依上帝，佛教更将佛置于天帝之上，宣传3世轮回。他们都恰恰鄙视了人，不承认人本身的价值。西方基督教宣传“原罪”说，认为人们生下来就是有罪的，应该努力赎罪，以求上帝的宽恕。鼓励教徒努力向善，在这种“小我”意识的驱使下，人们在上帝面前就产生1种恐惧感、罪感。因此，西方的古典主义园林强调对立统1的几何布局，显示出狂热的宗教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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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适内和”的生活观与园林的“可居可游”

　　基于“天人合1”的宇宙意识、以“和”为贵的信念，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们往往把与界的“外适”，导致身心健康的“内和”作为人生的最根本的享受。白居易《庐山草堂记》说庐山草堂能使他感到“外适内和，体宁心恬”，感到的身心俱适、恬淡自甘的心理。“内和”，重在心灵境界的平和恬静，享受1种超然物外的情趣和乐趣。和孟子“独善”内涵并不相同，应该包含着“知足保和、吟玩情性”之意，也就是“养志忘名”、“从容于山水诗酒间”，所谓“高人乐丘园，中人慕官职”。园林更多的是士大夫体认“天人之际”最理想、最和谐的胜境。

　　“和”揭示了宇宙运动的，是自然的最佳境界和终级状态。“和”作为古代哲学的1个典型的基本范畴，含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太极图》中的阴阳交界的S型曲线，便代表着1团元气流动着的“生命线”，中国园林形式也体现了这条“生命线”的运动足迹，如主张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自然与建筑之间的协调、动静的统1，对淡泊、平和、清新、幽远的推崇等。强调与自然的亲和关系，注重和谐与中庸。

　　有私家园林的“士”，皆足以温饱，具有风雅之怀，徜徉山水，乐逸林泉。山水是中国园林的基本物质构成，儒家将仁者比德于山，智者比智于水。乐山、乐水之“乐”，是人对自然美的感受和喜悦，并不是某种功利上的满足。山水能人的气质情绪和性格，是儒家审美观的1种，也显示了汉民族对自然美欣赏的1个重要特征。中国古代士大夫文人具有内向型的人格取向，即善于通过调节自身以适应外在自然，达到内在和外在的双重和谐的另1种自由。中国古典园林，竭力营造与大自然谐和的自然氛围，建筑物随形高下，融进大自然之中，风流倜傥的园林主人在这里感到了“内适外和”。
白居易的庐山草堂，“乔松数千株，修竹千余竿。青萝为墙垣，白石为桥道。流水周舍下，飞泉落于檐间，绿柳白莲罗生池砌。”诗人可以仰观山，俯听泉，旁睨竹树云石，其乐无穷。

　　北宋沈括在“恍然乃梦中所游之地”造的“梦溪园”里，浸润在清幽惬意的自然美色中，享受着“3悦”、“9客”之乐：“所慕古人者：陶潜、白居易、李约，谓之‘3悦’。与之酬酢于心目之所寓者：琴、棋、禅、墨、丹、茶、吟、谈、酒，谓之‘9客’。”（《梦溪笔谈》）

　　古人或以“怪石、奇峰、灵泉、深潭、老木、嘉草、新花、视远”为“7胜”；或以“不责苛礼、不见生客、不混酒肉、不竞田宅、不问炎凉、不闹曲直、不征文逋、不谈仕籍”为“8德”，澄怀心闲、不与世事。以崇尚自然为山居之法：“山居有4法：树无行次，石无位置，屋无宏肆，心无机事。”

　　明末以来的园林最崇尚郊野别墅园，山间村野，水边林下，和优美的自然环境融为1体。如明末徐俟斋先生隐居的“涧上草堂”，得到清沈复的激赏：“村在两山夹道中，园依山而无石，老树多极迂回盘郁之势。亭榭窗栏尽从朴素，竹篱茅舍，不愧阴者之居，中有皂荚亭，树大可两抱。余所历园亭，此为第1。”（《浮生6记·浪游记快》）幽旷、朴野，爽朗大方，在此或歌或啸，确可大畅其怀。

　　生活在“可居可游”的园林中，是怡性养寿的最佳所在。费尔巴哈讲到过“1种精神的水疗法”，认为水有1种惊人的力，他说：“水不但是生殖和营养的1种物理手段……而且是心理和视觉的1种非常有效的药品。凉水使视觉清明，1看到明净的水，心里有多么爽快，使精神有多么清新！”园林花木有净化空气、吸收噪音、调节改善小环境的气候、吸收紫外线、提供绿荫、防止眩光等功能，它不但能通过光合作用和基础代谢，呼出氧气，而且能吸收2氧化碳、2氧化硫、氯气等对人体有害的气体，还有滤菌、杀菌、松驰神经，减轻精神紧张，解除身心疲劳、健胃驱风，提神益气等功效；水生植物也具有净化水体、增进水质的清洁与透明度等功能。清康熙说：“朕避暑出塞，因土肥水甘，泉清峰秀，故驻跸于此，未尝不饮食倍加，精神爽健。”他在《芝径云堤》诗中说：“草木茂，绝蚊蝎，泉水佳，人少疾。”乾隆皇帝《避暑山庄百韵歌》曰：“岩秀原增寿，水芳能谢医。”就深谙山水的养生之道。“内和”也与中国传统医学所论的核心“养神”是1致的。
“返朴归真”的审美境界

　　对中华民族审美观影响最大的是老庄“道法自然”的哲学美学原则，崇尚自然、含蓄、冲淡、质朴，崇尚不事雕琢的天然之美，排斥镂金错彩的富丽美。老子教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认为“5色令人目盲，5音令人耳聋”，“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即素朴是最美的，破坏了素朴，人为的雕饰是不美的。《庄子》主张“法天贵真”，赞美“天籁”，说“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其论美并不绝对排斥雕琢，并不简单地否定人为的艺术，只要能在精神境界上进入任其自然、与道合1的状态，亦即“心斋”和“坐忘”的状态，使“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1”，那么，他所创造的艺术也就可以与“天工”1般无2，即“既雕既琢，复归于朴”了。道家学派认为，人是自然的1部分，完全必要和可能与自然达到统1，即“天和”，“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天乐”就是人与自然的统1所达到的自然美。庄子认为最美的是“天籁”、“天乐”，特点为“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包裹6极”，这是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美学思想的具体发挥。追求天地之大美、无限之美。庄子把自然朴素看成1种不可比拟的美，雕削取巧犹如“丑女效颦”。老庄这1美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和中国艺术的。《淮南子》重“自然”；王充重“真美”；刘勰“标自然为宗”；钟嵘倡“自然英旨”；皎然推崇“真于性情”、“风流自然”；司空图“冲淡、高古、典雅、自然、含蓄、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实境、超诣”诸品中论列的审美现象，基本上都可归入素朴之美的范畴。苏轼推崇“天成”、“自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汤显祖“1生儿爱好是天然”，这都是明显受到道家思想家的影响。“自然”、“素朴”成为踞于阳刚、阴柔两大审美范畴之上的最高的审美范畴。自魏晋至隋唐，以陶渊明、王维为代表的中国文人诗画，就已经以自然为家.

　园林选址、布局处处注意与大的融合，颐和园西借玉泉山及燕山，方使人获得“悠然见南山”的“真意”。私家园林更以情韵取胜，以追求平淡清深、幽雅脱俗意境美为极致，园中云峰石迹，迥出天机，参乎造化，以妙合自然、假中见真、不见人工痕迹为重要的美学特色。张陶庵在苏州东山所叠假山，人居其间，能够使人几乎忘了东山之为山。将假山当作了真山，而真山反倒觉得好似假山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发表过高见：“天然者，天之自然而有，非人力之所成也”，如果“远无邻村，近不负郭，背山山无脉，临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峭然孤山，似非大观”，“正谓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虽百般精而终不相宜……”。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素朴而富野趣，回归自然，进入“天和”常乐的至境，就成为园林的追求。

　　唐白居易的庐山草堂，以原木为庭柱，不上红漆，墙，只是让泥瓦简单抹1抹而已，不刷白。清代扬州瘦西湖园林中的小建筑，常常模仿之《扬州画舫录》卷14《白塔晴云》中云：“西爽阁前夹河外，堤上树木苍茂，构小屋，高不盈45尺，枋楣梁柱，皆木之去肤而成者，名曰‘木假亭’，如苏老泉‘木假山’之类。今谓之‘天然木’。”具有天然去雕饰的简朴风格。清郑板桥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2书》中描述了他理想中的家园，好似画家笔下的1幅荒郊野趣图。

　　富贵之家也都士人化。明代北京的“定国公园”，“不垣不垩，土地不甃”，园墙不粉刷，地不铺砖；“堂不阁不亭，树不花不实，不配不行”。园内，垂柳高槐，柯荫满院，乱石卧塘岸，土墙生苔，苇侵庭除，荒荒如山斋。素朴而有野趣，竟使人“不记在人家圃”。

　　皇家园林也力求去奢华，回归自然。唐懿宗“于苑中取石造山，并取终南草植之，山禽野兽纵其往来，复造屋如庶民”。明宣宗朱瞻基在“南内”花园内建了许多的茅舍，围以毛竹篱笆，追求田园风光、乡间野趣，富有中国古代文人的传统气质。隋唐西苑和北宋汴梁的寿山艮岳以及清避暑山庄，皆融人工美于自然，崇朴鉴奢，以素药艳，无雍容华贵之态，具松寮野筑之情。如避暑山庄，茅亭石驳，苇菱丛生的“采菱渡”，颇具乡津野渡气息 ；山区不少石桥，不用雕栏；湖区的桥也多带有树皮的木板平桥，水位以下驳岸，作水草护坡的自然水岸处理，建筑物“无刻桷丹楹之费”。

　　寺观园林中也不乏天然素朴的建筑。如青城山的亭桥，以木为柱，以树皮当瓦，峨眉山的“木皮殿”等，均与大自然浑然1体。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人文精神与中国园林的隐逸主题

　　“天人合1”是中国山水园林的、美学基础，隐逸是它的基本主题，体现出深厚、浓重的人文精神。寓善于美的古典审美观，成为中国古典园林正宗代表的士大夫文人园林文化主体精神，也就是文人园林成为隐逸文化基本载体的思想渊源。

　　“士”作为知识分子群体，诞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代表着整个的学术造诣和文化水平，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风节操守意识和人文精神，这些意趣和精神追求也比较典型地体现在士人园林之中。

　　中国古代以“人”为本位的哲学，是建立在承认人不仅有功用价值，即价值，还具有内在价值的基础之上的，这内在价值就是人的自我价值，主要指人独具的人格价值，即具有独立的意志、并具有道德的自觉性。在“天人合1”观的下，人们认为人之区别于禽兽，在于人的心性是与天相通的，天道即人道，于是，便铸造了1种“内圣”的人格模式。先秦时期，“内圣外王”之道，就成为知识分子所崇尚的理想人格，而且，“内圣”的感召力也1直为士大夫们内心修养的动机和推动力。

　　“隐逸”成为中国古典园林的基本主题，除了上述大的社会文化背景，还受到在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全社会的价值观、历史上“隐逸高人”作为榜样的“原型化”、范式意义以及、审美的定型化、士大夫文人和整个社会的中庸心理以及农、渔、樵——中国传统文化的“1主2副”、隐逸江湖、回归田园、栖息山林的安全性等影响。中唐开始，白居易出“中隐”即隐在留司官这条路，并与自己家的私园联系了起来，园林成为“中隐”者的最合适的载体。文人园往往将蕴涵的隐逸意蕴浸润在“主题园”名中：

（1）隐逸江湖、回归田园。中华文明基本上是农业文明。“天下重农耕”，以农为本，与此产生的诸如安土乐天情趣，不追求冒险刺激，爱土、敬土、安土、乡土情谊、思乡、怀旧、寻根、问祖等，成为中国人传统的心理积淀。苏州就有“招隐堂”、“小隐堂”、“隐圃”、“桃源小隐”、“笠泽渔隐”、“乐隐”、“沧浪亭”、“网师园”、“拙政园”、“艺圃”、“耦园”等。

（2）知足常乐、恬淡寡欲。知足常乐是中国古代的人生哲学。《老子4105章》云：“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道家提倡的这种人生理想，是“小国寡民”理想的心理反映，但却既与儒家主张的“养生莫善于寡欲”相合，又与佛教所宣扬的人生领悟1致，《无量寿佛经》云：忍力成就，不计众苦；少欲知足，无染恚痴。”因为它具有审美超脱的自得之趣。人1旦超脱了功利，就会无忧无虑，精神上达到和美的境界，“知足者仙境”事事知足，人生就如生活在神仙境界。《红楼梦》中描写的甄士隐，成天种花莳竹，不以功名为念，作者称他过的是“神仙也似的生活”。因此，恬和养神、容膝自安，成为文人们普遍认同的生活方式。
　　特别在明清时期，士大夫们越来越醉心他们的“芥子”式小园，但心灵的精神空间却越来越大。北京海淀明代书画家米万钟的“勺园”，取意海淀1勺。清李渔在南京的芥子园，“地只1丘，故名芥子。”清同治年间，原云贵总督张月清因病退归武昌，筑“寸园”，自己解释曰：“今退老是园，寸木拳石，可以怡情，寸晷分阴可以习静也，余不欲诎寸而进尺，累尺而成丈，亦得寸则寸而已，故以名吾园。”苏州历史上有“1枝园”、“鷃适园”、“半枝园”、“茧园”、“咫园”、“蜗庐”等。今存者有“曲园”、“半园”、“絸园”、“残粒园”、“芥舟”园等，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3）怡情丘壑，醉心风月。基于天人合1的思维模式，人们追求与自然的浑融，向往宽松清幽的生活，投身大自然，许多园林的主题是直接以植物以及花木色彩命名的，诸如“涌翠山庄”、“茅亭”、“梅隐”、“1松山房”、“依绿园”、“清华园”、“秀野园”、“千株园”、“怡我园”、“清心园”、“逸我园”、“畅园”等。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4）娱老、怡亲、继祖、寄傲、养志等。以血缘为纽带的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宗法社会，是1种“家国同构”的模式，中国人政治伦理化，伦理也政治化，“忠孝两全”成为最理想的范式。孔子提出“孝悌为本”，将外在礼制（规范）变为内在心理（情感），汉代将此思想制度化，甚至化，便逐渐积淀而成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如苏州“怡老园”、上海的“豫园”，清康熙年间参政孙彤构园名“志圃”，明代王世贞的“离薋园”等。

（5）抒发方外之情、尘外之意。如“祗园”、“弇州园”、“壶隐园”、“壶园”、“方壶胜景”等。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家园林就向士人园，至清代，皇家园林大量吸取南方私家园林的艺术精髓，“南秀北雄”集于1体。因此，皇家园林除了表现皇帝君临天下、俯察庶类的特殊情感外，也表现了1般文人的审美情感，如对清幽生活的向往，陶融于自然美色，对历史上隐逸高人的仰慕、欣羡之情：庄子、严子陵、陶渊明、王羲之、邵雍、李白、杜甫等。如圆明园的“武陵春色”、“山高水长”、“濂溪乐处”等；承德山庄的“濠濮间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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